绝 食 记 吃

校友傅文义的联欢会报导，提起卧薪尝胆、纠察守夜为饼干的故事，唤起我当年生活的点滴回忆。记忆有些模糊，不一定十分准确，或者能够追记一些“食”的“乐趣”。

那年那日，三千军警进入校园围捕学生过后，大家心情动荡，等待着学生会的行动。

接着，传出了绝食抗议的号召。同学都劝大家，午餐吃饱一些。但是，一向遵守规律的肚子，没有屯积餐食的习惯。事实上，校园内饭餐份量固定，大家还是照往常饭量进食。绝食安排在中餐后进行，想是希望能够坚持较长久的时期。

多数同学未曾有过绝食的经历，学生会一号召，却也立即响应。对男同学来说，饿上一、两天，大体可以顶得住。对於女同学来说，平时饭量不多，经常依赖零食。可能没吃中餐，也可能别的事耽误，断了零食，饥寒交迫，有一、两位昏倒。

负责同学说，大家可以躺着。但是，人多气闷，多数同学还是躺不下。坐着打磕睡，满头油汗，很不舒适。虽然说绝食不会长久，却也不知道实际会多久。脑里盘旋着一个问题，隔天的补习，要不要通知不去了。

也是想不到的巧合，第二天，通房同学的家长，想到宿舍寻取文件或是什么东西，把我找了出去。18座刚好在学生楼山脚，几位同学站岗纠察。带了通房同学的家长出来，有人说“好，就送到此为止。”本想顺便跟去打个电话，只好止步。

连夜满身油汗，一想便回头去宿舍冲个凉。再想，反正回来冲凉，算是半个“逃兵”，干脆冲好凉就到餐厅借个电话。记不起有没有和纠察同学讲明，去了餐厅，通电告知当晚的补习暂停，把心放下。

来回与纠察同学碰面，大家都“另眼相看”。纠察同学中，有一位是高中以来，多年交往的好友。会不会和其他纠察同学“交流”，不得而知。总之，打了电话，了结责任，心情也松缓。回到学生楼，不论绝食要多久，“逃兵”还是“归队”。

那个学期，是我唯有的一次“游击”生涯。两位同房的家境过得去，却不是十分富有。宿舍没有饼干粮食，茶水也没有，大家都是在正餐时补进粮食和茶水。如果当天“偷吃”，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我们这些靠补习维持经费的同学，有时在坡底错过一餐半餐，或者胡乱填肚，反觉得节省了些用费。一天多的绝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绝食结束时(还是有同学昏倒时)，每人分得一杯阿华田(或是美禄)。在家要喝这些甜品不难，大学四年里，这是唯有的一次高级享受。

那位在高中就交往的纠察同学事后曾说，当纠察时，多少有吃一点。想起来也是道理。学生楼里整批身体懦弱同学的安全，就在他们手上，不进食怎能站岗和走动。因此，顶得住的同学别说，补进茶水，不能缺少。卧薪尝胆，争取饼干，却是没想到的“乐事”。

回想起来，几位昏倒和一些家境较好的同学，倒是精神可嘉。当时，一些同学早已考完试，“下坡”回家。这些体质虚弱的同学还留在校内，从餐厅(注，记不起大会的正确地点)走上学生楼山岗，尝试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绝食生活。那种精神，是何等可贵。南大当年的“游击”生，多是靠这些经济较好的同学，处处给予方便。当时的社会，也对许多工读生，寄予同情和协助。这种风气，没有南大精神的说教，胜过文质彬彬的“正气”。

南大的过去，如果换成英语教育，吃饱穿暖，那里需要这么多无名望地位人士的支助？怎么会形成那种丰厚的中华文化社会气息？哪能造就那么多有益社会的人物？

(作者按)：当年，大学理事代主席刘玉水闻悉学生绝食，立即从槟城赶到校内学生楼，劝解学生结束绝食行动。想他也自知，答应学生的要求，实际无从尽力。一个星期后，代主席刘玉水辞去所担任大学理事一切职务，完成劝解学生结束绝食的任务。

2005-2-5

(注)：南大学生宿舍，两人或三人同房。家境中等的，可以两人同房。如果自费购置一张帆布床，第三人就做“游击”生。宿舍都是两个房间连通，共用一间冲凉房和一个厕所。因此，有“同房”、“通房”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