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

　　民国四十八年（1959）二月，笔者从台湾到马来亚吉隆坡，服务于马来亚工矿公司峇都急水泥厂，1963年5月转职怡保大石水泥公司。在马来亚一共工作了十八年，直到1977年4月，才离开这个我全家视为第二故乡的美丽的南洋之国。在这十八年期间，笔者以一个外侨的身份，亲眼见到马来亚、新加坡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政党政治的演进，包括新、马的重要选举、紧急状态的结束（1960）、大马成立（1963）、新加坡加入大马（1963）与退出（1965）、印尼苏卡诺政府恫言「粉碎马来西亚」（1963-64）、「五一三事件」（1969年的严重华巫流血冲突）、马来西亚东姑首相下台（1970）、华文教育风波（1972）……等一连串的大事。

　　大石水泥公司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新加坡，董事长是新加坡富商、华侨领袖陈六使先生。陈董事长每隔半年从新加坡飞来怡保主持董事会议，会后视察工厂总是由笔者（时任厂长）陪同，他说厦门闽南话，我则以不甚流利的台湾话跟他交谈。有一次他问我：「苦力工唔够用呒？」吓了我一大跳。其实他是在问我薪水够不够用，这好比大陆管薪水叫「工资」、香港叫「粮银」一样，并无轻侮之意。事实上早期漂洋过海来到南洋的「打工仔」，一上岸就做码头苦力或建筑工人的，所在多有。马来亚工矿公司的老板拿督斯里林添良，在发迹成为大建筑家之前，做过建筑工人。陈六使也从不讳言他十几岁来南洋在橡胶园当割胶工人的往事。他们早年都是靠赚「苦力工」养家活口的。

　　我听到陈六使的大名，非自大石水泥公司开始。早在我到吉隆坡之初，陈六使与林语堂为新加坡南洋大学建校而产生的恩恩怨怨，还在余波荡漾，因此听到不少关于他为造福华侨子弟而创办华文大学的事迹。等到我进大石，刚好碰上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被政府取消，护照被注销，顿时丧失了国籍。从新加坡到怡保短短的距离，飞机航程一个多小时，陈六使却需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申请一张无国籍的的马来亚入境签证。那时我对于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印象，是从报纸上看到他带着穿开领白衬衫的阁员们出席就任典礼，然后每个星期天带着阁员们上街作拔草、清垃圾等劳动工作。

　　林语堂认为陈六使不懂教育而拂袖而去，李光耀认为他是华人「沙文主义者」而剥夺其公民权，陈六使到底是何许人也？

　　陈六使，福建人，1897（清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五月八日生于同安县集美村，幼年就读于村中集美小学。1916年随胞兄文确南渡马来亚谋生，据说他本名陈文使，因登岸填写表格笔划不清而误为「六使」。六使先在乡长陈嘉庚（注1）的谦益橡胶公司当胶园工人，后以工作勤奋，又读过书，半年后调至新加坡工厂任文员学习买卖。1924年陈六使二十七岁，已经熟谙胶园种植技术和橡胶买卖等作业，乃离开陈嘉庚自立门户，与兄陈文确合创益和橡胶公司。1929年世界经济开始不景气幸能渡过。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是年当选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1939年欧战爆发，橡胶顿时成为全世界需要的重要战略物资，益和公司的业务随着蒸蒸日上，分支机构遍及马来亚、泰国、印尼、越南等地。抗战初期，陈六使拥护祖国抵御日本侵略，积极参与陈嘉庚领导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所发动的抗日捐款及救国活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马来亚及新加坡。次年2月15日新加坡英军投降，树胶业务全部停顿。1945年大战结束，新、马重新回到英国怀抱，益和公司亦恢复营业。随着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复苏，陈六使的益和公司和李光前（注2）的南益公司迅速发展成为新、马最大的两家橡胶企业集团。1948年韩战爆发，橡胶输出业务达到最高峰。除橡胶外，陈六使尚投资于保险、银行、造纸、水泥等事业，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华人企业家与华侨商界领袖。

　　陈六使不但善于经营工商企业，也十分投入社会公益及热爱中华文化，积极参与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活动。他于战后历任福建会馆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多年。由于身受少年失学之苦，早年在商界浮沉磨练，倍觉艰辛。迨至壮年事业有成，在侨界崭露头角之后，对于教育的提倡与资助不遗余力；尤其出钱出力，兴建与扩充华文源流的中小学校，从不后人。他于1949年继陈嘉庚出任福建会馆第十届主席，至1972年第二十届卸任，曾兼任会馆属下的道南、爱同、崇侨、光华、南侨五间华校的董事长，达二十二年之久（注3），捐助华侨社会各种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巨额款项不计其数。他还担任陈嘉庚创办于1924年，历史悠久的南洋商报董事长多年。

　　陈六使于1950年当选中华总商会会长后，曾联合新加坡华人领袖及社团会馆，向英国殖民政府争取新加坡华人及其他族群居民应有的合法公民权利。他曾率领华人社团在飞机场（按：五零年代的「加冷机场」）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英人非但在战争期间未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战后且回来继续大施剥削，新、马人民应该站起来为争取公民权益而奋斗。1953年，陈六使与叶平玉、高德根等华人领袖，代表中华总商会与殖民政府制宪委员会主席林德爵士（Sir George Rendell）商谈华人公民权利问题，为日后新加坡非土生居民之取得公民权，铺开道路。他说明他的态度：「就华人与南洋群岛的关系而言，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从事开发地方，特别是百多年来，地方上的建设与繁荣多有华人的血汗，华人无论在何处都是爱好和平，爱护地方并能与各族相安共处的。这是华人传统的天性，除享受平等地位之外，并无其他要求。」

　　英人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建立东印度公司贸易基地。1824年英国人把新加坡、槟城（Penang）、麻六甲（Malacca）三地合组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由白人总督统治。殖民政府的文官及教育系统，百余年来完全延用英国制度，因此政府公务员、学校校长教员、洋行职员等，除了高级官员及主管是英国人外，其他中低层职位几乎都由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即所谓「英校生」），以及一些来自印度或锡兰的英藉子民担任。1860年，福建移民成立新加坡福建会馆，1906年开始兴办第一间华文学校供华人子弟就读。1950年，新加坡、马来亚唯一的大学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成立，陈六使慨捐建校基金叻币三十万元，但是华校中学毕业生却没有资格报考。读中文学校的华人子弟（所谓「华校生」），在新、马没有地位，进不了政府机构和洋行，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们被读英文说英语、具有强烈优越感的英校生所歧视。

　　陈六使有鉴于华校子弟升学无门，华校生全然被摒弃于主流社会门外，乃于1953年1月在福建会馆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提议创办华文大学。他率先捐献叻币五百万元（按当时的汇率约美金一百七十万元），号召华人社会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创办一所自己的高等学府。他并以福建会馆主席的身份，承诺捐出座落于裕廊律（路），面积五百二十英亩的一大片会馆土地，作为建校之用。福建会馆常委李光前也慨允认捐实收捐款总额百分之三十。陈、李二氏登高一呼，得到全侨社会热烈响应，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马华商联会带头公开支持建校的各种社团达二百七十九家。2月，建校筹备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定名大学为「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并邀请学者及文化界人士共同筹划建校事宜。新加坡、马来亚各界呼吁捐款建校的运动随即展开，华侨居民们无不慷慨解囊，大小捐款源源而来。打工的老百姓捐出一日所得，街市小贩们更发动各种「义卖」活动：三轮车「义踏」、的士（计程车）「义驶」、理发师「义剪」、大排挡「义炒」……等等，收下的义款虽然是些零星小钞，却是积少成多，众志成城，而这些义举更刺激带动了大商号、富裕人家更多的捐献。4月，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发表宣言，揭示创立大学的宗旨：（一）为华校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二）为华文中学培植师资；（三）为新加坡造就专门人才；（四）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并郑重指陈：南洋大学以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一切设施，除具国际著名大学一般宗旨外，尚有两大特质：（一）沟通东西文化；（二）发展马来亚文化（注4）。新马为多元民族（包括华、巫、印、英、欧亚各族）共处的社会，为了不刺激其他族群，视华族在制造单一族群的势力，后面两项特质的宣示，是非常周到而必要的。5月5日，南洋大学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形态正式获得英国海峡殖民政府准许注册，取得法人地位，建校工作随即展开，并成立「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推举陈六使任主席。6月，南大执委会正式接受福建会馆捐赠的裕廊「云南园」建校土地。7月26日，南洋大学正式在裕廊校址举行奠基典礼，开始兴建校舍。图书馆大楼采用中国宫殿式的设计，红柱白墙，充分显现海外华侨对于中华文化的尊崇与向往。陈六使在典礼上慷慨发言道：「我们是在这块荒地上播下文化的种子，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将与日月同光，天地共存。……华人曾有自己的文化，绝对不能被淘汰。否则身为华人而无华人的文化，虽仍然为华人而不知自己的文化，这种人我们实不知何以名之！」他后来也常说：「余一久居海外之商人耳，于新马而言财富，充其量试忝列丙与丁间，乃窃不自揆，仍然倡办大学，是何异一篑之士妄求为九仞之山？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持我三百多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壮哉斯言！

　　为了把南大办成东南亚第一流的华文大学，南大执委会决定向国外敦请第一流的教育家出任校长。执委会的第一人选是前北大校长胡适。胡适于1949年大陆沦共前赴美，1953年刚自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卸任，赴台湾短期讲学，婉谢邀请。再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因他正在美国以清华基金协助在美学人作研究，没有成功。最后请到了在美国办《天风》杂志的世界级大文学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博士。林博士与南洋福建华侨颇有渊源，原来他也是闽南人，早年曾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当过教授和文科主任。林博士受聘后立即在美国招兵买马，网罗了一批优秀的教授和管理人员共十一人（包括黎东方博士、熊式一博士、胡博渊博士、严文郁博士等人），于1954年10月欣然就道，前来新加坡上任。林语堂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又有「幽默大师」的美誉，其学识与眼界自然不同凡向，对于兴建南洋大学具有崇高的宏观与抱负。然而他久居美国，对于椰风蕉雨的南洋社会环境，以及华人成长与奋斗的历史背景似乎所知不多。1950年代，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由英国总督统治。林语堂到任的这一年，正值华文中学师生为反对强制服国民兵役而与政府闹得不可开交之际，5月间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与警方发生冲突，学生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法庭控以扰乱秩序及蔑视政府之罪。林语堂一行人到新加坡的时候，案子还未了结。这次反政府事件，显现左派份子操纵华校鼓动学潮的实力，影响所及，民族主义抬头，华人社团介入，政府投鼠忌器，不敢大力压制。这股力量逐渐从学校发展到工会、会馆、同业公会……，逐渐延伸至华人社会各个阶层。是时韩战结束不久，「抗美援朝」的旗帜漂洋过海而来，左倾份子们「反对殖民统治」、「清除所有帝国主义的特权」、「摆脱一切外国的控制」……等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来自美国的，反共的林语堂，自然不在左派支持之列。

　　林语堂一行人于10月2日抵达新加坡。第二天，由陈六使、连瀛洲、高德根等华侨领袖们陪同，在中华总商会举行会议，宣布创办南洋大学的宗旨和方针。创学宗旨是：一、学生必须学贯中西，所学能有所用；二、设立文学、商学及理工三个学院，使人人有一技之长。办学方针是：提倡电化教育、办理成人教育、设立奖学金、实行导师制、创设大学出版部、提倡学术研究、与欧美大学交换教授、兼收男女学生。校长视事之后，对执委会提出他的办学理念：一、行政方面，实行分层负责制度，大学行政由校长全权负责；二、教务方面，教授享有绝对的思想自由，与政治彻底绝缘；财务方面，力求预算完整，财源充裕，开支公正平均。（注5）

　　站在纯教育立场，林校长所揭橥的精神和计画，的确是创办一流大学所必备的条件，无懈可击。然而在现实环境里，带着几分「智识份子的骄傲」的林校长，他的期望与南洋华侨们的单纯想法存在着先天上的差距，以至与身负监督创校责任的南大执委会之间，时现格格不入之处。首先，在落实理想项目的顺序上，便发生歧见。举一个例，林语堂主张购买大量图书及器材以建立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而执委会诸人却主张尽早开学授课，以早日达到作育华裔子弟的目的，至于图书馆和实验室，似可一面开课一面充实，尤其建校经费有限，开学后可以学费收入补充后两者所需的费用。林语堂认为不可因陋就简，草草开课，使南大成为一所基础薄弱、设备贫乏的学校。其次，林语堂到任时校舍已经开始兴建，他发现校园布置和校舍功能的设计，与理想相去甚远，事前既无人征求他的意见，事后也竟无置喙的余地。他认为正在施工中的图书馆中式建筑大而不当，浪费空间，主张更改部分设计以增加藏书空间及改善采光设备。尤其对于校舍未经他规划即迳行发包，而包商又是执委会中人，十分不满。

　　南洋华侨对于林语堂博士以及随他而来的教授们崇敬有加，视之犹如神仙下凡，为南大所托得人而庆幸，人人都翘首期望心目中的第一流华文大学能够早日开学授课。他们很难了解为何办一间大学，还有比老师教课学生上堂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做。更没想到用那一点一滴捐来的钱所建的校舍，竟得不到这批国外学者专家之一顾。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林语堂开办大学的出发点是纯学术的，他性情耿介，追求完美，读书人脾气，不通人情世故，颇不屑于商人出身的执委们的一些行事作风；虽然他自己在人事安排上也非全无落人口实之处（注6）。另一方面，华侨们办大学的目的是现实的，他们急于打开高中学生升学之门，以商人的立场自然也考虑到大学办成后的周边附加价值，例如带动附近市面繁荣，土地增值等。

　　这种理念的分歧，在林语堂向执委会提出一份完整，第一年需款叻币一千万元的建校预算后，达到高峰。1955年2月17日，执委会开会讨论大学预算清单，结论是金额超过预期一倍，执委会无力再行筹措增加的资金，要求删减。林语堂则坚持不按预算执行，绝对不可能把南大建成第一流高等学府。这些大小争执，逐渐从会议室延伸到媒体上互相攻击（陈六使首先对报纸批评预算），更进而形成林、陈之间的对立。两人的公开交恶，难免没有小人从中挑拨的成分，而亲共的左派媒体也从中推波助澜，滥事批评，造成难以排解的心结。据说林语堂曾为外界批评一事质问陈六使，把他从客厅逼出后院，吓得他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注7）执委会与校长双方互不相让，不到半年弄至水火不容，终于撕破了脸。林语堂宣布辞职，正式写信给执委会，要求结算他及他带来的教职员聘约三年的全部薪津。陈六使见事已至此，二话不说，拿出支票簿，签下叻币三十五万多元，一次付清。陈六使并未动用华侨捐献的南大建校基金，他自己支付了这笔钜款。媒体报导此事后，坊间一时议论纷纷，对于林校长要求赔款之事半信半疑，认为他乃国际闻名的学者，如今跟陈六使闹翻，无非是争个「理」字或「气」字，当「理」或「气」得到公道后，一定会把这笔钱捐回给南大。1955年4月1日，林大师一行人搭机回美那天，华侨们还在期望他们在机场召开记者会，当着前来送行的陈六使的面，漂亮地把钱捐出。但是天真的华侨们失望了。

　　这个事件产生了后遗症，华侨们发现清高的教授们还是爱谈钱的，从此南大把教授当作雇员看待，教授聘书变成「雇用合约」，工作及离职条款比照政府法律，其他权利义务则都向雇主──大学当局一面倒。林语堂离开后，执委会聘张天泽为行政委员会主席，继续推行校务。

　　在此顺便一提笔者认识的两位与南洋大学有关的人物。第一位是马大客座教授胡博渊博士（注8），笔者于1962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工学院陈鸿基教授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他。胡博士留美（麻省理工学院及匹兹堡大学）专攻矿冶及石油工程，抗战期间曾任贵州交通大学分校校长，1955年转任马大以前，曾短暂担任过南大理工学院院长。笔者与胡博士此后相交十余年，受教良多，1970年代他长居新加坡潜心礼佛后，才无缘再见。另外一位是笔者从小就认识的连士升先生（注9），他是先父民国二十年代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抗战期间在香港大学及岭南大学教书。战后移居新加坡，任南洋商报（董事长陈六使）总主笔，南大创校时期兼任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连先生夫妇于1971年特自新加坡来怡保看望笔者一家，笑谈北平、香港及重庆往事甚是欢喜。

　　1954年底，南大校舍陆续完工启用，1955年6月，大学先修班开始上课。次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入学新生五百八十四名，分别就读于文学、理学、商学三院，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陈六使在开学典礼上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宣告：「今天是海外华人最光荣的日子，因为数百年前华侨南渡，经历无数的折磨与苦难，终于凭本身的力量与奋斗，今日建立起一间大学。」1957年陈六使六十岁诞辰那天，南大学生会在祝寿信中写道：

正当华文教育遭受极大迫害之际，先生奋力号召南洋各界人士起来创建南洋唯一华文大学──事实上也是海外华人有史以来自己创办的第一间规模完备的大学，以维护及发扬中华文化，在这伟大的工作中，先生始终以任劳任怨的精神，积极领导各界人士，克服重重困难，共同为创造南洋大学而努力，南洋大学有今日，先生之功绩是不可估计的，先生之令名将与南洋大学同垂久远。

　　1958年初第一期新校舍全部落成，3月30日举行开幕典礼，陈六使与当时的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一同为南洋大学落成纪念碑主持揭幕。1959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学生毕业；这一年，新加坡政府和南大执委会共同聘请国立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洪煨莲、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胡思威（A.E. Hulsewe）等五人评议委员会来校考察，拟订报告，对南大组织、行政、课程、教职员、考试、学生生活等分别提出批评及建议，作为改进校务的借镜。1962年，第一届南大理事会成立。根据「南洋大学法」，理事包括：新加坡、马来亚十二州各推举一人，新加坡政府代表三人，大学教务会议及毕业生同学会各推举两人，共十九人，全体理事公推陈六使为理事会主席。1963年，入学新生增至二千三百二十四名；同年，陈六使以「建校已成，年事已高」为由请辞理事会主席（是年9月失去新加坡公民权），职务由槟城代表刘玉水暂代。次年，第二届理事会同意陈六使辞职，推举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继任。

　　在陈六使担任南大理事会主席的十二年间，对于校舍建筑、师资聘请、图书仪器之添购、教学品质之提升、学生学位之争取、校园福利之增进等方面，无不为学校的发展与前景竭尽心力。然而他的去职，多少还是与政府当局对华文教育的态度有关。

　　1966年，南大依据马来亚大学王赓武教授的调查报告，改用新学制及增设荣誉学位，同时改善教职员待遇，以提高教学水准。新加坡政府随即正式宣布给予南洋大学跟新加坡大学同等的待遇。1968年，教育部长王邦文在第九届毕业典礼上宣布政府承认南大学位。次年，聘请黄丽松博士为校长。不久，南大第四届理事会推举大华银行集团主席、福建会馆主席黄祖耀为理事会主席。1973年，黄丽松辞职转任香港大学校长，由公共行政学者薛寿生继任南大校长。1974年，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兼任校长，将南大行政、人事、学制、课程等进行彻底改革，并遵从政府双语并重的政策，全部改用英语教学，南大逐渐去除以华文为主的大学特质。从这年起，南大停止在马来西亚招生；这个决定引起马来西亚华侨团体的不满，因为当年南大建校，来自马来亚华社的捐款为数不少。1976年李昭铭离职，前台湾东海大学校长吴德耀继任。1978年，在理事会主席黄祖耀的努力下，南大恢复招收马来西亚学生。不久，吴德耀校长辞职；因校长一职变动频繁影响校务之推行，理事会决定不再聘请校长。

　　南大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生，与新大毕业生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吗？答案是不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1970年代以前毕业的旧制南大生，其学位仍旧不被承认。第二、南大入学生大多是华校高中毕业生，大学课程又率多以中文讲授，其毕业生的英文程度，比不上新大毕业生。第三、说英语的新加坡人普遍认为「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左倾份子，他们效忠中国，因此不被信任。当然这不可一概而论，笔者在大石水泥公司手下有南大商科及理科早期毕业生多人，他们中英文俱佳，素质均极优秀。

　　笔者无意在此讨论新加坡的历史，可是由于早期的新加坡「华校生」被视为思想左倾，有其历史渊源，乃不得不就马来亚共产党通过华族社会介入新加坡政党政治的经过，略加叙述。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27年，总部在新加坡，身份合法。马共领袖份子包含不满英国统治的华校教师、学生、工会头头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供给马共武器，利用他们打游击战，称他们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大战结束后，英军命令这支部队缴回武器自行解散，他们阳奉阴违，缴还了一部分枪枝，却带着其他武器转入地下。1945至48年间，马共采取宣传与渗透手段，利用战后物资缺乏、百姓生活艰难的环境，向华人（主要对象是学生及工人）灌输不满现实及反对英国统治的思想。1947年一年间，马共策动了三百多次工潮，藉机扰乱社会秩序，以致该年被称为「罢工年」。1948年，马共升高抗争手段，实行武装叛乱，四处破坏马来亚的橡胶园、锡矿，杀死白人园主、矿主，袭击警局、火车、运输卡车等公共设施，目的是要造成工人失业加入马共。英国于这年宣布马共为非法，马来亚及新加坡同时进入长达十二年的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 即戒严），由英军主导展开剿共行动，双方伤亡甚大，连总督邓普勒爵士（Sir Templer）都在公路上中伏被殂身亡。至1960年代，马共终于在英军强大压力及坚壁清野的扫荡下，退至马来亚北部边境。马共在马来亚无法立足后，又回头转入新加坡地下从事颠覆工作。他们煽动华校教师及在学学生、进不了新加坡大学或找不到好工作的华校毕业生、不满待遇的工人们，一齐起来推翻殖民政府，脱离英国统治，寻求新加坡独立。

　　早期的新加坡政府由一小撮英国白人管理：总督（英王代表）、辅政司（行政）、律政司（司法）；以下的官员依次是白人、英藉印度人、英藉土生华人、和受英文教育说英语的华人。政府下面有一个议会，议员九人中有六人是白人、三人是华人，全部是官派的。这种形态的政府如何有能力去抵挡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英国人为平抚反英风潮，乃略开门缝，容许有限度的民主。1948年，举行第一次六位非官守立法议员的选举。新成立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出来竞选赢得三席，其余三席为独立参选人取得。进步党的党魁是陈清才，党员大多是律师、医生等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态度温和，愿意在有限度的自主下同英国人合作。当时只有在新加坡出生的人才有资格投票，一般百姓对选举一无所知，所以投票率极低。这次选举办得好像是英国统治者和生活过得不错的英语智识份子（所谓高等华人）之间的一场游戏。

　　反殖民激进人士和华裔智识份子自然不能满足于这种假民主。1954年底（约在林语堂抵达新加坡之时），马绍尔（David Marshall）的新加坡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 简称SLF），和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简称PAP）先后成立。这两位代表不同族群的律师民运人物，异口同声地呼吁改善非白人公务员的待遇、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及增加工资、以及要求立即成立自治政府。英国政府不得不再移开脚步，根据林德爵士的宪制建议，改组新加坡政府为有限度的自治政府（Limited Self-government）：设立由本地人担任的首席部长、六名本地人部长及三名英国人部长（仍旧控制财政、外交及国防）；议会改为立法议院，九人部长会议对立法议院负责；增加官派及民选议员的人数。然而，在新的政府架构下，总督仍旧握有最高权力，他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新宪制定于下届选举（1955年）后实施。

　　1955年4月大选（林语堂离开数星期之后），十二万新加坡人出席投票（约二十万外来移民无权投票），政府属意的进步党失败，劳工阵线当选十席，人民行动党得三席，马绍尔出任第一届首席部长，与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简称UMNO）和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简称MCA）联合执政。李光耀成为议院中的反对党领袖。由于掌握有限度自治政府的英国人对马绍尔诸多肘制，马绍尔失望之余，带了各政党代表跑到伦敦去要求英国政府给予完全自治。他失败了，回到新加坡后即宣布辞职，由劳工阵线副党魁林有福继任首席部长。林出身于政府文员及职工会，当时身兼劳工部长，颇得英语源流民众的支持。

　　人民行动党标榜为「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政党」。「非共」的意思，说明白一点就是「虽不同意但不反对共产党」，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区别却在实行上存在着灰色地带。人民行动党为适应社会潮流建立这样的党纲后，急于得到一般大众，尤其是华人的认同。基本上它的领袖们大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白领阶级，他们接触民众的范围颇为有限。李光耀认为英校生和马来人缺乏坚定信仰，组织力也无法与华校生匹敌，不设法跟「说华语」和「说方言」的华族建立关系将注定赢不了选举。为了1955年的大选，李光耀拉拢了几位暗中受共党指挥的职工会领袖加入他的党参加选举。至此，人民行动党自我塑造为「多元种族、多重语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价，竟是甘心被利用为掩护共党份子参与政治的工具。这虽是选举策略，却非常危险，稍一不慎，极可能遭到没顶的命运。说华语和方言的参选人果然顺利当选进入立法议院，共产份子从此得以在殿堂之中放言高论，与场外民众里应外合，制造反对殖民地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英国资本家、反对帮助英国剥削人民的本地商人的煽动言论。曾几何时，以说英语为主的人民行动党，其基层党员和支持他们的人，逐渐变成清一色说华语和方言的群众。党内亲共份子四出鼓动工潮学潮，在1955年4至7月的三个月期间，竟然发生工潮二百余次。人民行动党被政敌批评，为了夺权，竟然坐视党内亲共份子制造流血暴乱。

　　1956年9月，也就是南洋大学开学半年之后，林有福政府开始采取行动肃清共党。他下令解散了几个亲共的社团，拘捕共产统一战线的领袖，包括几名华校的教务及训育主任。不久后吊销了左派最有势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几天后又关闭了新加坡最有名的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这些行动触怒了全新加坡的学生与工人，终于引发10月26日造成十三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上千人被捕的大暴动。人民行动党党员被捕的包括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等人（他们被关至1959年6月4日李光耀就任总理前夕，公开宣布非共，才被释放）。

　　1957年3月，林有福率领各政党领袖再度前赴伦敦，成功地说服英国政府给予新加坡完全自治。在完全自治政府（Full Self-government）架构设计下，英国人只控制警察、军队、和外交。首席部长改为总理。所有部长均为新加坡人，立法会议员全部民选，新加坡成为新加坡邦（State of Singapore），拥有自己的国旗国歌，总督由非英藉的元首（Yang di-Pertuan Negara）担任。

　　这年8月31日，马来亚脱离英国统治宣布独立。同年，新加坡通过公民权法案，合法选民人数增加到三十万人以上。1959年5月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囊括了五十一个议员席位的四十三席。党魁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第一任总理，六个月之后，马来裔的尤索夫伊萨（Yusoff Ishak）接替总督顾德爵士，出任新加坡元首。

　　1961年初，马来亚首相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提议组织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巴、沙劳越、汶莱的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经过两年多的折冲谈判，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汶莱没有参加），人民行动党开始清除党内亲共份子。1964年4月，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亚大选，挑战马华公会的华人支持度。开票结果马华公会赢得二十七席，人民行动党仅得一席。7月及9月，由于巫统激烈份子的挑拨以及马来亚联邦政府军警的偏袒（此时新加坡已无军警控制权），新加坡发生两次巫裔、华裔种族流血冲突。1965年5月，李光耀呼吁联邦政府公平处理种族问题，倡言「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并要求取代马华公会加入联邦政府以代表华人。马来西亚执政党非常不满这种言论，惧怕势力延伸至马来亚半岛的人民行动党将会影响大马人民，尤其是华人的效忠心。巫统秘书长赛查花阿峇（Syed Jaafar Albar）公开指责李光耀是「共产党的代理人，是马来亚人民的敌人，存心要摧毁马来西亚。」李光耀控告赛查花及巫统喉舌《马来亚前锋报》诽谤。7月，联邦首相东姑决定新加坡必须退出大马以维持马来亚半岛的种族和谐。8月9日，李光耀通过电台广播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另一个独立国家。9月，联合国大会接纳新加坡为会员。

　　陈六使之不见谅于李光耀总理，远因始自1955年人民行动党的亲共立法议员林清祥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得到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支持。中华总商会下面有许多传统的宗亲会馆，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林清祥因而得到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所谓「华文沙文主义者」的拥护，一时声名大噪。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也大声疾呼，反对修改华文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在李光耀的眼中，1950年代的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注10）

　　到了1959年，第一批南洋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不幸的是，他们还是跟高中「华校生」一样不为政府机构接纳，而大学生较高的智识水准，无形中升高了政治与教育问题的敏感性。政府将南大毕业生的困境归咎于南大学术水准太低，认为理事会干涉校务太多才是南大不能进步的主因。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则指责政府歧视华文教育无异于英国统治传统。李光耀认为陈六使委任亲共的庄竹林为南大校长及增加招生人数是蓄意蔑视政府。四十年后李光耀回忆说：「我们知道，陈六使这么做会更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地。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新加坡政府也让马来亚首相东姑鸭都拉曼相信，占南大学生半数的马来亚学生中，有不少左翼领袖及闹事份子。

　　至于李光耀极端不满陈六使的近因，则与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之前，新加坡举行的全民投票有关。1961年，以林清祥为首的亲共份子以反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为由，集体退出人民行动党，加入李绍祖的社会主义阵线（Socialist Front 或称社阵）。1962年9月新加坡举行全民投票，决定应否与马来亚合并。人民行动党主张保留自主权的合并，新加坡公民成为马来亚「国民」，国防、外交与内部安全由马来亚负责。社阵反对如此沦为二等公民的合并，主张要合并的话，新加坡公民就必须与马来亚公民完全平等，否则就应宣告自治独立。由于选票的设计不具反对合并的选择，社阵认为执政党有明显预设立场，乃鼓动人民投空白票表示抗议。陈六使和南大学生团体响应社阵的主张。政府随即提出警告，如多数人投空白票，将被视为赞同与马来亚无条件合并，如此则三十多万非新加坡出生的人民将可能失去公民权。这样一来，许多原来支持社阵的华人社团如中华总商会等纷纷转向。开票结果，约百分之七十四赞成人民行动党的合并方式，李光耀记下了社阵及其支持者的这笔帐。次年（1963）2月，政府大举逮捕各政党的亲共份子，社阵领袖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等九十七人被抓。同年9月大选，社阵参选人中有三名南大学生。开票结果人民行动党大胜，选上三十七席（社阵十三席，人民党一席），李光耀续任总理。选举结束第二天，新加坡政府便采取法律行动，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多年后，李光耀回忆说：「他的公民权是申请得来的。我的公署发表声明说：『政府认定，任何一个人不论他财势多大、地位多高、身份有多重要，如果他充当共产党人的帮手，以致危害新加坡的和平与繁荣以及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的和睦与团结，就一定要受惩罚……他既公开又露骨地介入这次选举，以所谓维护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为藉口，在共产党人起草的声明上签名，谴责政府。这些共产党人是以社会主义阵线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的。』」几天后，二十名南大学生被捕，其中包括三名落选的社阵候选人。

　　陈六使于1964年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后，南大校园中反对政府的声浪未稍停歇。1966年政府宣布，如果南洋大学改变学制提高教学素质，政府将给予与新加坡大学同等的经费和待遇。部分南大学生并不领情，认为政府给予同等待遇不应提出附带条件干涉校政。

　　1972年9月11日凌晨，陈六使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加东寓所，享寿七十六岁。笔者于当日上午即率领大石水泥公司数名高级职员代表全体员工，从怡保飞往新加坡致祭。抵达时，陈府已在前院搭起凉棚供奉鲜花遗照，我们上香鞠躬后，即由大石常务董事，六使次子永顺引导落座。此时只见机关、团体、个人，以及国外公私友人前来上香祭拜者，络绎不绝，尤以华族社会之商会、同乡会馆为最。南大学生及事业有成的校友前来行礼的不计其数，他们人人面容哀戚，祭拜后在旁静坐。我们这些直属机构的员工们每晨上香，每晚守灵至午夜始返旅店休息。喜欢议论的华侨同乡们又在座中猜测，值此亡者入土为安的最后一刻，李光耀总理是否会派代表前来致意，或者会捐弃前嫌，把九年前褫夺的新加坡公民权象征性地物归原主。他们自然是失望了。陈六使当年向殖民政府要求人民拥有公民权的行动，使英国当局不敢视华侨居民为刍狗，如今自己在斯土居住六十年后，竟以无国籍抱恨而终，宁非是新加坡民主与法治的一大讽刺？

　　出殡前夕的9月14日深夜，凉棚下贴满国内外发来唁电的墙壁上，忽然飞来一只黄色大蝴蝶。它在电报纸面上忽栖忽起，擦擦撞撞，上下飞舞，好似在逐字点读电报。一位福建老先生轻轻地说：「六使回来了。」我们不禁合十默祷。良久，黄蝴蝶向黑夜冉冉飞去，缓缓地离开了众人的视线。9月15日出殡，参加执绋者达七千余人。

　　1974年6月15日，南洋大学在校园举行安置陈六使纪念铜像典礼，陈氏家属即席捐献南大五十万元，充作陈六使奖学基金。同侨敬献赞词曰：

　　南大学生会第五届理事会在哀思信中写道：「回溯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时的苦心，任劳任怨，奔走筹款，即使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一段光荣灿烂的奋斗史，令人难以忘怀。南洋大学之有今日成就，陈先生贡献孔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