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7日，李光耀总理给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一封公开信，提出南大前途问题，关心两件事：南大请不到资历高深的教授，和一般学生宁愿进新大而不愿进南大的现象。李总理因此建议南大与新大合并，提出三项选择供南大理事会参考：一、两大合并为国立大学，一个校园；二、两大合并，保持两个校园；三、两大合并于一个校园三年后，南大重新开办。 李总理在信中表示合并为国立大学后，某些重要院系可设在南大校园里。他写道：
| ……这个行动可能导致受华文教育的老一辈领袖对政府的态度发生误会。这些领袖曾为创立南洋大学作为一所华文大学而艰苦奋斗过。为了避免伤到老一辈的感情起见，我告诉南大理事会我愿意实施我原来的计画，让南大在联合校园过渡时期在三年期满后重新开始。……你（指黄祖耀）对中华总商会号召民众支持和筹款创办南大的那一辈人负有责任，我却负有责任确保我国的学生获得最好的教育，而又不致伤到受华文教育中年纪较大的一部分人的感情。 |
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黄祖耀公开表示偏向支持南大的存在，他的理由是：
| 第一、本人相信新加坡需要并且拥有资源来维持两所互相竞争，同时又相辅的大学；第二、南大是新加坡以及本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对于南大的创立有贡献的人士，包括了三轮车夫以至百万富翁。我们对南大创办人负有责任，以及不遗余力确保南大的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中，继续扮演着具有贡献的重要角色。 |
一个星期后，黄祖耀提出两项建议：（一）南大采取美国的大学制度，设法与一所著名美国大学建立联系；（二）与其拥有两所互相竞争的大学，不如考虑让新加坡拥有两所相辅相成的大学。他指出，南大是在特殊情况下建立的，它在许多老一辈的新加坡人心目中占有特别的地位，这种热爱南大的精神是不能抛弃的。黄祖耀再次提出采用美国大学制度的建议，为新加坡人提供多一个大学学制的选择。然而他也知道任何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的建议，是绝对无法实现的，他在给李总理的信中最后总结说：
| 如果阁下不能接受这些建议，则南大就不得不和新大合并。本人深信为了南大及新加坡人的利益，各种补救的措施应尽早付诸实施，在目前的情况下，迁延不决只有使南大自生自灭。如果合并是唯一的途径，那么为了保存南大的名誉，并确保其能继续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扮演有贡献的角色，本人准备接受阁下的建议，把南大和新大合并起来，并且把各主要学系或学院安置在南大校园。 |
马来西亚华工商联合会等六个工商文教团体也公开支持南大继续存在。4月11日，李总理覆函，建议一、物色一个美国学者团以评估改用美国学制的计画；二、联合校园三年期满后重开南大；三、新大南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南大校园设立南洋理工学院，将来升级为南洋理工大学。他最后写道：
| 你进退两难的地方是，满足了老一辈人的愿望（他们的感情是偏向一所独立的南大），你将会让南大自生自灭，并在这过程中，对不起目前在联合校园的南大学生。……我进退两难的地方是，满足了年轻一代的愿望，我可能得罪老一辈的人。 |
李总理的意志和决定是无可违背的，他礼貌性的警告表达得非常清楚：南大若不合并，惟有自生自灭一途。南大理事会终于放弃己见，同意遵从李总理的第三项建议，于这年夏季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Singapore University）。屹立于东南亚二十五年，为南洋华侨造就无数子弟的华文最高学府，就此走进历史。当年国际共产主义欲藉所谓「华文沙文主义」控制新加坡而掀起夺权浪潮，南洋大学卷入其中，最后遭到悲剧的命运，也为热爱中华文化的教育工作者带来残酷的打击，笔者此时虽已远离新、马地区，当通过媒体报导得悉南大下场时，仍然不禁为之唏嘘不已。
毕业后在国外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南大校友，遍布于东南亚及英、美、加、澳、港、台等地的学术、教育、文化、政府、企业机构，表现优异。如今，新加坡福建会馆在网际网路上尚有一页简短的南洋大学介绍：
二次大战以后，星马中小学教育蓬勃发展，学生人数年有激增。于是华文中学师资来源与中学毕业生之升学均成问题。 本会已故前主席陈六使时对华人高等教育时萦于怀。1953年1月16日，陈氏在福建会馆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到筹办南洋大学的建议。这明智的建议马上一呼百应，获得激烈支持。会议授权出席马华商联会第六届代表大会之新加坡代表，提出推动创办大学的议案。 到了正式筹备南洋大学时，他立刻认捐叻币五百万元为倡导，福建会馆也捐出所拥有的云南园土地五百亩作为建校之需。 1956年3月，第一届新生开始注册入学。1958年春，第一期建筑工程全部完成，乃于是年校庆日，举行南大落成典礼，盛况轰动星马，到场各界领袖、各国贵宾及群众十数万人，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 1974年，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担任校长，对南洋大学进行彻底的改制，最大的转变为将各院系的教学媒介语从华语改换为英语。 1976年李昭铭离职而由吴德耀接任，不久吴氏辞校长职，从1977年开始南大校长一职悬空。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正式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在南大存在的二十五年中，几经沧桑、历尽波折，是华文教育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页。虽然南大已不存在了，但南大所肩负发展民族教育的精神，将永垂不朽，永远铭刻在后人心中。 |
1981年，南洋理工学院（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在南大原校址成立；1991年，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仍然简称南大。
各界呼吁恢复南大校名1982年，新加坡福建会馆为前任主席陈嘉庚、陈六使、及常务委员李光前（曾任两届中华总商会会长）三人建立铜像，永久纪念他们一生造福海外华裔同侨的功绩。
1993年6月，黄祖耀呼吁恢复南洋大学的原名，他说：
| 现在谈论南大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敏感课题，过去南大毕业生确是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不过南大栽培出来的学生毕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各行各业都有杰出的南大生，对国家和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南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日前发表有关「设法保留南大精神」的谈话是令人感到欣慰和兴奋的。 |
黄祖耀承认复办南大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建议当局考虑省略南洋理工大学的「理工」两字，恢复南洋大学的原名藉以保持及发扬「南大精神」。他强调完整保留「南洋」的重要性，在南大受命合并的当年，他和其他理事会成员都寄望于南洋理工大学，有一天会让南洋大学能像神话中的火凤凰一样浴火重生。
1994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从政府手上接收前南大行政楼，改建为「华裔馆」（Chinese Heritage Building），成为世界第一所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以纪念先贤在此为哺育华裔子孙，牺牲奉献、奋斗不懈的精神。这座漂亮的中国式大楼，当年由槟城侨领林连登捐款五十万叻币兴建，早期是南大图书馆，后来改为行政楼，是华人托付给南大的最骄傲，最值得纪念的遗产之一。新加坡政府特别捐助五百万星元建设「华裔馆」，民间捐款一百万星元的计有黄祖耀（新加坡）、李嘉诚（香港）、林绍良（印尼）、新加坡福建会馆、义安公司；五十万星元的计有陈有汉（泰国）、李文正（印尼）、辜濂松（台湾）、李氏基金、丰隆基金等个人及团体，以及其他大小捐款，总共一千五百万星元以上。
1995年6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纪念南大创校四十周年（按：南大先修班于1955年6月开课）晚宴上，代表政府感谢南大生对国家的贡献。他指出，南大生永远是新加坡主流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社会的主要支柱。看到来自各地出席晚宴的南大校友及眷属达六千人之多，吴总理说：
| 由于南大的历史背景，从诞生到成长的不断斗争，南大毕业生对母校具有强烈的情感，因此产生了「南大精神」。今天，南大精神意味着「自强不息」。 |
从这天起，政府决定把南大毕业生名册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迁移到南洋理工大学，由南洋理工大学继承南大的历史和传统。吴总理表示，他了解南洋理工大学并非南洋大学「所生」，但南大毕业生可以「领养」它，把它当成是继承南大的学府。当晚，黄祖耀和李成义（已故李光前长子）即席以前南大理事会主席和李氏基金主席的名义，各捐出二十万星币，充作南洋理工大学的教育基金。
1997年底，南大毕业生协会在新、马、港等地为纪念陈六使百岁冥诞，决定设立「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以尊崇先贤在逆境中开创大学的精神及感念母校培育造就之恩。1998年3月30日，南大第四十届校庆日（按：1958年3月30日南大举行校舍落成典礼，订是日为校庆日），基金会正式成立，南大毕业生协会会长谢万森将募得的星币一百八十八万元（其中包括陈氏家族以七十多年前成立的益和公司名义捐献的七十五万元，以及中华总商会、李氏基金、福建会馆、三江会馆、同安会馆等民间团体的捐款），托交南洋理工大学管理，由新加坡总统王鼎昌以南大基金首席名誉赞助人的身份接受，副总理陈庆炎为见证人。这笔捐款连同政府较早时承诺以三元对一元的拨款，共得基金总额七百四十万元。「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的收入所得将供南洋理工大学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来校研究、教学和交流，藉以推动中华语言文化的教学与发展。陈六使共有十一位儿子和三位女儿。捐献典礼那天，三位公子永汉（时年六十六）、永新（六十五）、永森（五十四）代表陈家出席。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致词赞扬陈六使是位杰出的企业家、社会领袖和慈善家，肯定他热心教育，在逆境中出钱出力创办南洋大学的精神，他说：「南洋理工大学受惠于陈先生的地方有目共睹。正因为他当年的努力与成就，我们今天才能够骄傲地在云南园校址继续发展办学事业。」
新加坡政府高层自从1994年以来所表现的种种善意动作，说明政府对南大及南大造就的一万多名毕业生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这是东南亚全体华人所乐见而且足堪告慰的现象。
1998年8月25五日，南洋理工大学颁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给前南洋大学执委暨大学秘书，闻名国际的新加坡书法家、艺术家兼诗人潘受。八七高龄的潘先生于受奖时谈起南洋大学的沧桑史，不禁感慨万分，他语重心长地说：
| 政府和大学当局对于历史的真实，应该很珍惜。……现在简称为『南大』的南洋理工大学，如果能够尽快恢复南洋大学的原名，各方面的心都会平息。……想不到世界教育史纪录，有超过十万人在场参加落成典礼的南洋大学，在短短二十四年间就宣告夭折。期间许多风风雨雨，许多环境和人为的历史因素，一言难尽，我们也都不去追究了。 |
走笔至此，忽接新加坡友人来电告知，潘受博士已于本（2）月23日逝世，享寿八十九岁。
潘受先生原名潘国渠，福建南安人，生于1911年1月26日。1930零年十九岁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及任道南学校校长六年（1935～1940）。他自己并没有受过正统大学教育。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军兴，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主任秘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辗转回到中国内地从事金融与工商业，胜利后再返新加坡。1953年参加筹办南洋大学，任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1955年南大校长林语堂离校，受委出任大学秘书长，渡过一段没有校长主持校务，最艰苦的四年，直至1959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学生毕业，才辞去职务。
潘受精研书法，早年师法颜真卿、虞世南，后转习魏碑，于楷书、行书有很深的造诣，最后自成一家。1982年出版书法集三册，新加坡国立博物馆于1984及1991年（庆祝八十岁大寿）两次为他举行书法展览。他的书法广受各界喜爱与尊崇，除东南亚各地外，在山东曲阜孔庙、西安碑林、武汉黄鹤楼等地都可看到的墨宝。潘受也爱好写作及诗歌创作，他曾于民国十七年（1928）参加中国「全国拒毒论文比赛」荣获第一名（北大蔡校长元培为主任评选），早年喜写白话诗，青年时期才致力于古典诗词的创作，已出版《海外庐诗》（1970）、《云南园诗集》（1984）、及厚八百页的《潘受诗选》（1997），其中共有诗词一千三百余首。
潘受的书法与文学造诣，受到国内外文化界重视。1985年获巴黎「法国艺术沙龙」（Salon Artists Francais）金质奖；1986年获新加坡政府文化奖章；1991年又获法国国家艺术与文学（Officer des Art et des Letters）勋章；1994年获新加坡卓越功绩勋章（P.J.G.）；1997年获亚细安文化奖（ASEAN Cultural Medal）；1998年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荣誉奖章，同年南洋理工大学颁授名誉文学博士荣衔。
潘受献身他热爱的中华文化，数十年如一日。他在中国书法和诗词上的优异成就，为东南亚华人的精神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产；他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高深修养，更成为传统中国知识份子的典范。1995年，新加坡政府为肯定潘受的对国家文化与教育的卓越贡献，正式宣布他为国宝。去年，潘受于得知南洋理工大学将授以名誉文学博士之时，特地请见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表示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应该接受这项荣誉，因为他的贡献是在「南洋大学」，而非「南洋理工大学」。杨部长认为南大精神仍然活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里，鼓励他接受。在颁授典礼中，潘受主张恢复南洋大学校名，可见他对南大感情的深厚。他的呼吁，获得东南亚华人社会热烈的反响。（注11）
〔原载「传记文学」第七十四卷第三期四四二号（民国八十八年(1999)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