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日纠纷概述
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出尔反尔，违背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印尼雅加达会谈时许下的诺言，坚持要参拜供奉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到日本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吴仪单方面取消与小泉的会谈，给予日本当权派当头棒喝，展现出中国对日本篡改史实的不妥协立场。 另一方面，日本的一些高官声称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罪名”是战胜国定的，他们在日本被视为英雄，日本领袖要参拜他们轮不到外国来干涉。这又反映出日本在右翼分子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立场不变。而小泉对这些高官的言论态度暧昧，既未将他们革职，也没有斥责他们或要他们收回不当言论，似乎有默认之意。 从这些情况看来，中日的争端似乎会拖延下去，没有早日解决的迹象。 在这之前，中国和日本针对多项课题发生新的争执，日本和韩国之间也引发纠纷，导致中、韩两国的许多大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并导致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总领事馆被中国的示威群众扔石头的事件，使中、日关系陷入多年来的新低潮。尽管过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趁着到印尼参加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的庆典之便，在雅加达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举行会谈，但两国的心结仍在。而且看来不是短期内能够完全消除的。 这次的中日以及日韩纠纷是日本主动挑起，它一连做了几件“刺激”两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事。对中国的刺激尤甚。首先东京与华盛顿合谋，把台湾海峡列入美日安保条约的防御范围，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而且由美日联手在幕后操纵台独分子，利用台湾作为美日围堵中国大陆的棋子的目的昭然若揭，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 其次，日本公然把中国的领土钓鱼台（日本称为尖阁群岛）以及韩国的独岛（日本称为竹岛）列为其领土范围，当然引起中、韩两国政府的反对及两国人民掀起反日抗议浪潮。 第三，日本不顾中韩以及其他在二次大战中受日本侵略国家的人民之感受，再一次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篡改史实，否定南京大屠杀，指日本挑起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被迫的” ，并美化日本侵占东南亚的历史，说这些占领是为了把东南亚国家及其人民从西方殖民地统治中“解放”出来。其颠倒是非黑白，令人发指。 第四，正当中韩人民发起反日示威，要求日本道歉之际，东京当局似乎嫌对中国人民的刺激还不够，宣布将批准石油公司在东海水域中日有领海纠纷的地区探测天然气和石油，引起中国人民更大的愤慨。 不仅如此，日本当局不但不认错和道歉，反而恶人先告状，以中国人扔石头破坏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为理由，要求中方道歉。这点当然不为中方所接受。中国总理温家宝故意不接见到北京访问的日本外长，用行动表达对日本政府所作所为的不满。 无论如何，中国的青年人在进行反日抗议行动时，必须有所节制，因为他们扔石头等破坏行为产生负面的影响，使到日方以此为借口反而要求中方道歉。日本和西方传媒的报导和集中突出扔石头破坏日本大使馆的镜头，也使到中国在宣传上处于不利地位，给人予中国示威者不理性的印象。因此，中国当局抑制人民的反日情绪、禁止进一步的反日示威是正确的做法，以免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发酵和失控。 事实上，美、日还有一项“隐议程” ，就是希望中国当局在处理反日示威时出现失误，引起示威者不满，导致他们把矛头指向政府，演变成反对中国政府的示威行动，以破坏中国的稳定和对外形像。北京当局对此不可不防。 日本最近的这些动作，有其国内和国外因素。国内因素是日本的整个政坛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因为在社会党几近瓦解之后，日本国内已经没有一股主要的左翼政治力量可以制衡右派的政治势力。小泉本身是右派分子，从他上台之后每年都以首相的身份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就可以看出，他是支持篡改历史和支持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的。 对外方面，主要是为了与美国配合，参与美国围堵中国的“大计” 。美国的全球战略，除了要独霸天下、在全球范围称霸之外，也要在全球每一个地区称霸，不准任何一个区域强权在它本身所在的地区与美国平起平坐。 因此，在西欧地区，它挑起“老欧洲”与“新欧洲”之间的不和以及英国与法、德之间的矛盾，以免欧盟强大起来，排挤美国在西欧的势力。 美国攻打伊拉克，除了要夺取石油利益之外，也是由于沙旦·胡先领导下的伊拉克要在中东地区称霸。 在东亚，围堵中国，以防它崛起，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是美国历届政府的既定政策，只是不同的总统采用不同的手法而已。 利用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唆使台独分子搞两岸对立来制衡中国，是最容易的手法。另外一项策略是利用中、日之间的矛盾挑起北京和东京的对抗，华盛顿则坐收渔人之利。 近日来，连战和宋楚瑜先后访问中国大陆，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走向和解，美国利用两岸中国人的矛盾来达到本身的政治目的有破产之虞，因而必须另辟蹊径。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与北京不和的日本来牵制中国便是华盛顿顺理成章的举措。因此，不能排除东京最近频频出招是美国联手精心策划的结果，故意以此来刺激北京，希望它作出过激反应而破坏它要“和平崛起”的形像，也希望中国国内的反日示威失控而演变成反政府示威。 中日这次的对抗，还搞到国际舞台上去，至少有两件事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是小泉在雅加达的亚非会议上致词时，针对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的侵略行为表达“悔意”（但不是真正的道歉），是假惺惺的做给国际社会看的，以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意图孤立中国。因为小泉要是真有悔意，就不应该去参拜靖国神社和篡改历史，而是会谴责日本战犯们侵略其他国家和屠杀无辜人民的罪行。 胡锦涛的做法是在与其他与会国家的领导会谈之后，最后才与小泉会谈，这既达到了对日本领导人表示冷待的目的，也让其他国家的领袖感觉到他们受到重视。 另一点是两国都争取印度的友谊。温家宝访问印度，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和解决边界纠纷，并表明北京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免印度变成美日围堵中国的盟友。小泉也到印度访问，并和印度领导人达致两国互相支持对方“入常”的协议。 不过，中国必须谨慎处理日本“入常”的问题。日本要“入常” ，必须获得拥有否决权的原有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只要其中一个国家投反对票，日本就无法“入常” 。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当然会要求北京当局投否决票。在情在理，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投支持票，要是真的投了支持票，北京会受到本国人民示威抗议。但如果绝大多数国家支持日本“入常”，而中国独投否决票，不但会让支持日本“入常”的其他国家认为北京“公报私仇” ，而且会激起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强烈反弹，作出了反华仇华的行动，也使到中、日两国之间的纠纷更难以理性的和解，而是会感性的继续纠缠下去。因此比较明智和务实的做法，是在表决日本“入常”的课题时弃权，以表明中国反对日本政府的一些做法。 日本已经出面游说其他国家支持其“入常” 。由于那些国家没有受到日本的侵略，没有像中国和韩国的政府与人民那样有切肤之痛，加上日本很可能采取“金钱攻势”，如果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支持日本“入常”是不出奇的。 （二）日本对中国侵略 日本的对外侵略，是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开始。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天皇没有实权，只是傀儡统治者，大权操在幕府将军手中，幕府将军一职由德康家族世袭。于1603年至1868年。历时达265年， 延续达15代。 当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不与外国来往。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到来，强行打开日本的门户。1854年，美国海军培里率领由9艘战舰组成的舰队进入日本的江户湾。幕府自知不敌，于1854年被迫与美国签订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 ，开放日本港口。日美通商条约订立之后，荷、俄、英、法等因而也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通商条约。日本和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一样，沦为西方欺凌的对象，有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 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入侵，导致日本人民生活困难。而统治阶层内部则掀起“尊王攘夷”运动，要推翻幕府和加强天皇的权力。到了1868年幕府自动把权力归还给刚在1867年继承皇位的明治天皇，并从而展开“明治维新”，建立起由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过，日本资产阶级在倒幕运动中，和下级武士结成联盟，并让这些人掌握了实权。这使到资本主义改革极不彻底，保存了浓厚的半封建关系，武士拥有很大的权力。因此，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是财阀与军阀的密切结合，促进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和对外侵略。 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是实行西化，致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日本经济快速成长。另一方面则实行征兵制，用新法练兵。这些改革使日本迅速实现富国强兵。 日本富强之后，很快就变成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是为了夺取原料和扩大制成品的市场，二是在本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之下，要从侵略亚洲邻国取得补偿，即所谓“失之欧洲，得之亚洲”，而日本后来的对外侵略战争的确沿这样的思路展开，首先是实行西进的“大陆政策”，朝鲜和中国首当其冲。 明治维新政权刚刚成立，日本统治集团内就提出大陆政策和征韩论。 1894年，日本向中国发动甲午战争，目的是要控制和侵吞朝鲜，并向中国扩张。甲午战争分海战和陆战两部分。在海战中，日本海军击败中国清朝的北洋舰队，日本陆军也在朝鲜境内击败清军。 在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包括：承认朝鲜“独立自主”（日本在1910年正式并吞朝鲜）。中国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加上赎辽赔款（中国用白银赎回辽东半岛）3千万两，合共2亿3千万两（等于清朝政府1年收入的3倍）；日本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日本利用中国的巨额赔款加强了经济和扩充军力，使国力大为膨胀，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本钱。 1900年义和团之乱导致八国联军开入北京。在联军的三万多兵员中，日本由于地利之便，占了2万5千多人，占了三分之二以上，成为侵略军的主力。 由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境内爆发。俄国的海军和陆军都战败，把它在中国境内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日本开始在中国境内驻军。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把整个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袁世凯政府对二十一条签了字。但由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以及西方列强由于在华利益受损而反对，二十一条最终没有落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德国宣战，但出兵占领的是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各种权益。1919年的《巴黎和约》，把德国在山东省侵略的所有权益划归日本继承，在中国引起五四运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并扶植逊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为满洲国傀儡皇帝。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京发动泸沟桥事变，企图占领全中国。中国被迫进行全面抗战，历时8年，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约有3,000万人死亡，有很多是被日军无辜杀害的平民，单是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就屠杀了至少30万名中国人。 日本在占领和统治朝鲜半岛及台湾期间，除了残酷镇压反日运动之外，就是利用“皇民化”教育改造朝鲜和台湾人的思想，使到他们对日本产生认同感。这种奴化教育政策在台湾相对成功，不少从小受日本教育的台湾人的确产生亲日感情，如李登辉就是典型例子。 而日本在占领中国时，采取大屠杀政策，其原意很可能觉得中国人太多，不易征服。使用大屠杀的手段，有可能产生吓唬作用，瓦解中国人的反抗意志，使到日军更容易占领全中国。但大屠杀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国人更加坚决的抗日。 事实上，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无法实现其征服中国再征服亚洲的目标，是由于中国地方太大、人口太多以及人民坚决抗日。中国人的坚决抵抗，使日军难以占领中国的领土。而在日军每占领一个地区，或一座城市，仍然有抗日的活动，因此日军必须派遣相当大的军力驻守。在军力不断分薄的情况，日军用来防守的军队比用以进攻的兵力还多，结果没有足够的军队去占领更多其他地方，即使占领了也没有足够的军力可以防守，也使到日本没有办法分出军队从东面进攻苏联，从而与德国联合占领苏联，使日本和协约国的侵略总体计划注定失败。 （三）日本为何拒不道歉 针对日军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暴行，日本有几位首相先后公开表示忏悔或反省，但迄今没有真正的道歉，令受害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不满。 日本拒绝道歉是多项原因互相交织因素造成的。包括美国的包庇，中国的“以德报怨” 、日本看不起亚洲人以及日本右派分子把日本描绘为二战的受害者等。
（四）大马华社反对日本“入常”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增加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数目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新常任理事国既然是“常任”，那就是和现有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一样，会一直都是安理会的理事国。 安南心目中的常任理事国，包括亚洲的日本和印度、欧洲的德国、拉丁美洲的巴西以及非洲的两个国家（可能是尼日利亚、南非或埃及三选二）。在安南的方案之下，它们都没有否决权。不过，争取“入常”的国家现也在争取否决权。 可以看得出来，安南心目中的常任理事国“候选国”，都是世界范围内的次级强国，也是它们各自所在地的区域强国。换言之，即是以其势力作为主要考量。 事实上，国际政治中，考虑的的确是势力问题，即“弱肉强食”、“强权即是公理”，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组织的联合国从一开始也是反映这种政治现实。这可以从联合国成立时的两项决定看出来。 其一是在安理会中拥有否定权的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和法国。美、苏是打败德、日的主力。英国固然抗拒纳粹德国甚力，但法国本身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只是它原本是世界级强国，而且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因而名列其中。中国则牵制大批日军，使到盟国战胜日本成为可能，加上美国的“推荐”才有机会跻身为五强之一。无论如何，这五强是美、苏、英三国首脑在会议上自封的，并没有在事先征求其他国家的同意，是道道地地的强权政治之下的产物。 其二是日、德是二战的罪魁祸首国家，它们在战败之后，本国领土受到占领（日本由美国单独占领，德国由美、苏、英、法四国联合但分区占领），而且联合国宪章中明文列明它们是“敌国”，不准它们加入。这也是战胜国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联合国所致。 但日、德在本身的政府与人民的努力以及美国的刻意扶植下（扶植德国是为了在欧洲抗衡苏联，协助日本是为了在东亚围堵中国），国力很快恢复，迅速崛起为经济强国（日本经济仅次于美国，名列世界第二，德国名列世界第三）和军事强国，于是联合国开放门户让它们加入。 现在联合国更进一步，安南要邀请它们加入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由于对纳粹在二战的暴行作出真诚的道歉和提供巨额赔偿，获得各国原谅与尊敬，因而它加入为常任理事国的问题获得各方的支持，应该不成问题。 日、德、印度和巴西四国已经结成“统一阵线”，互相支持“入常”，对它们一起“入常”有利。 但日本由于不肯对“皇军”在二战中的暴行道歉，也拒绝提供赔偿，而且文过饰非，篡改历史，美化日军的侵略动机，引起受其侵占和欺凌的国家的政府与人民的不满，反对让日本“入常”。韩国政府与人民更是激烈反对。中国政府固然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但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为免日本因无法“入常”而进一步与美国勾结来围堵中国，以及通过支持台独来妨碍中国的和平统一，北京政府不大可能通过在安理会投否决票来阻止日本“入常”，而很可能在表决时弃权，既不阻止日本“入常”，也通过弃权票来表达对日本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之不满。由于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中国政府如果不阻止日本入常，也可能招致本国人民的不满，而可能引发反政府情绪，北京当局对此不可不防。 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动用否决权，使到日本无法入常，以坚决的态度表明北京反对日本执政集团的一些做法，唯中国必须考虑投否决票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如何修补因此而恶化的中日关系。 马来西亚方面，首相阿都拉和外交部长赛哈密一再表示，支持德国和日本“入常”，而且重申这是政府的一贯立场，以正确反映日本和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不过，大马华社则有不同意见。由于在日军侵占时期，华人受到日本侵略军的残暴对待，大马华社迄今仍有反日情绪。当年马来亚是英国殖民地，华人以中国作为祖国，在日本侵华时期，包括大马华人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纷纷通过捐款、捐献物资、参战和担任回国机工等方式协助中国抗战，日军占领马、新之后残酷对待华人，在全马各地也有个别地方发生集体屠杀事件，另外强迫马新华人提供5千万叻币的“奉纳金”，使华人生命没有保障且民穷财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马华人通过华总等代表华团向日本大使馆提呈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提供5亿令吉的赔偿作为偿还“奉纳金”的一种方式，但日本大使馆和日本政府一味敷衍，根本没有赔偿的意思。受日本屠杀的华人家属向日本索赔也没有下文。 因此，大马华人反对日本“入常”。华总和雪华堂等团体发起华人社团签名盖章反对日本“入常”。由于华人社团的立场与大马政府支持日本“入常”的外交政策相反，结果大马的正式立场仍然是支持日本入常，华社的反对不可能阻止日本入常。 尽管如此，大马华社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仍然是正确的做法。至少向日本当权者表明，我国华人对日本当局拒绝对二战暴行道歉和提供赔偿的做法不满，也反对日本篡改史实和修改历史教科书等行为。大马政府应该正视华社这种对日本不满的情绪。 由于在安南提出的政策方案之下，新的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并未拥有否决权，因此即使日本入常，其影响力也比不上原有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不过，一旦日本入常，对日本以及对国际政治的心理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它认可了日本的大国地位。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右翼当权派会以此为荣，而且会以此为藉口，认为其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不思悔改。更不会针对日军侵华及二战期间的暴行道歉和作出赔偿。 这才是人们应该反对日本入常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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