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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建设年 1954 ─ 1955

── 胡兴荣 ──

《一所华文大学的诞生 1953》〈〈〈

  1954年2月18日,延宕多时的南大校地问题正式获当局批准。同月底,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亦批准南大捐款豁免所得税,建校工程于是积极进行,至该年10月,校门牌坊、图书馆、文学院、教师住宅、学生宿舍等先后施工。

  1954年,南洋大学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阶段,招生、约聘校长和展开庞大的建校工程,这时就连远在中国的陈嘉庚也感到异常兴奋。

  陈嘉庚写信给新加坡的挚友林崇鹤,透露对南大的若干想法。他建议南大初创,第一,规模应以小为贵,前三年如有1000名学生已是发达;第二,他认为建筑膳厅应有可容千人之座位,开会时亦可容纳2000人,一举两得;第三,他建议聘请林可胜为校长,对林语堂则颇有成见,认为“林不但反动,品格亦不佳”。

  陈嘉庚信中提到的林可胜(1897─1969),乃国际著名生理学家兼中国现代生理学奠基者,他与父亲林文庆、弟林炳添、侄儿林国安,一家三代都在高等教育及医学上成就杰出。

  1月,南大发起人之一胡文虎,以本人及其弟文豹之名义.捐建一座可容200人的双连学生宿舍;并且运用星系报业的舆论,化解了当局拖延南大建校的一些问题。

顾德批准建校计划

  1月29日,新加坡辅政司顾德(William Goode)邀请陈六使、陈锡九、高德根等人会谈,此乃政府与南大创办人的首次官方接触。顾德在会上宣布行政议会决定批准南大建校计划,并裁定自该年1月1日起,豁免南大捐款所得税。

  2月,征求扩大南大委员运动展开,除了华人踊跃成为会员外,新加坡印籍殷商哈地亚星(Hardial Singh)、马罕露·马哈哇(Makhanlull Mahawar)、鲍哇星(Balwant Singh)和哈沙览姆(W. Hassaram)等,亦纷纷慨助南大,申请成为会员。这种情况充分显示出南大旨在“发展马来亚文化”的特质,获得了友族的认同。

  2月18日,延宕多时的南大校地问题正式获当局批准。同月底,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亦批准豁免南大捐款所得税;建校工程于是得以积极进行,至该年10月,校门牌坊、图书馆、文学院、教师住宅、学生宿舍等先后施工。

  8月10日,新加坡南大执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黄奕欢报告一年来热心人士捐款总数约800万元;同日设立的特别募捐委员会在18日开会,议决到1955年内筹足2000万元。8月11日,李光前致函南大执委会,宣布捐献依南大从1953至1957五年实收义款总额的10%(此数额后达叻币1 045 688元)。

“学生不限华人,媒介也不限华语”

  8月22日,陈六使以大学名义在市政厅广场设宴,款待前来新加坡出席第二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的500多名各国青年,与会来宾约3000人。陈六使借此机会强调:“南洋大学无政治色彩、无畛域观念,所收学生不限华人,教学媒介也不限于华文华语。”陈六使提出的办学理念,赢得各国代表的欢呼。

林语堂获聘首任校长

  一所大学,当有一校之长,执委会之前曾提议约请林可胜、梅贻琦或胡适,但最终由林语堂获聘为南洋大学首任校长。1953年2月,陈六使致函林语堂:“假如我们不设法保住我们的文化,十年之后,我们的教育也许会动摇,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语言文学就会消灭,四五十年之后,我们就不是中国人了。”是年12月,执委会派连瀛洲赴纽约与林语堂洽商校长一职。

  1954年10月2日,林语堂偕夫人和二女太乙、女婿黎明、三女相如、两外孙抵达新加坡。陈六使率300名侨领和华民政务司布隆、副辅政司李绍茂亲往迎迓,期待他能带领南大走上康庄大道。

两大宗旨,八大方针

  林语堂抵步后,即提出建校的两大宗旨和八大方针。两大宗旨为学生必须学贯中西及所学能有所用,除文商学院外,设理工学院,使毕业生有一技之长;八大方针包括提倡电化教育、成人教育、设奖学金、行导师制、创立大学出版部和提倡学术研究等。

  10月12日,新加坡总督列诰在立法议会发言,欢迎南大之设立,认为南大前景具有希望,深信南大将为当地培养人才,并对马来亚各民族及本土发展尽引导的责任。其后,马大副校长薛尼亦改变了年前的口径,希望南大与马大今后能进行合作。11月10日,辅政司顾德前往参观南大建校工程,除表明政府欢迎南大创设之外,也认为南大的发展有无限前途。

“南大非为培养少数青年而设,广育人才是宗旨”

  11月11日,陈六使设宴欢迎文学院院长熊式一、理工学院院长胡博渊和商学院准院长伍启元(其中熊式一和胡博渊为林语堂所聘),重申创办南大之宗旨,并提出民办大学的理念;“南大不是为专门培养少数青年而设,广育人才是宗旨,因此应尽量收容一般高中毕业生,善于教导,使他们学成之日,具真才实学,服务社会。”

闭门会议与预算案危机

  11月15日,林语堂召开为期一周的闭门校务会议,执委会成员无一受邀参加。出席会议的有熊式一、胡博渊、伍启元(以个人身份出席)、建筑顾问杨介眉、行政秘书黎明、校长秘书林太乙、执行委员会秘书王世熊等人。

  林语堂声称要把南洋大学办成如哈佛、牛津般的国际一流大学,因此亟需2000万元(合当时700万美元)经费不可,并强调受聘时执委会已允诺在先,因此坚持这笔款项必须到位。同时由于初创,只准备设立三院九系;教授方面,拟聘请海内外具知名度的查理· 都甫、徐訏、韩素音、刘大钧、吴半农、孙公度、马竹枝、顾乃润、林秉南等。林语堂拟定教授薪金每月叻币1400到1800元不等,专任教授另供小洋楼一幢。他提出必须有一流的仪器设备,且校舍须由他亲自审定。

  当我们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这段让人难堪的历史,姑且不论孰是孰非,林语堂也许忽视了当时国际大环境下,东西方因“冷战”而生的摩擦,尤其新马华人社会受国共之争卷入的“漩涡”,以及普罗阶级对这所大学向往之情的理解。一如曾任教于南大的著名作家韩素音,在其著作《吾宅双门》(My House Has Two Doors)中所述:

“这是一种表示自己文化身份的姿态,一件了不起的壮举”

  1953年2、3月间,全马来亚的27O个华人团体和俱乐部都参加了这一建校计划,南洋大学诞生了。所有的人都捐了钱。百万富翁们捐了几百万元,新加坡巴杀的小贩们每个人捐出一个星期的收入。有多少煎蛋饼、蟹肉和各种面 条报效给了南洋大学?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三轮车夫把三天踏车所得全捐给了南 洋大学,他们做出的牺牲最大,因为他们那么穷。割胶工人也蜂拥前来捐款。 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永远也上不了大学,但这是一种表示自己文化身份的姿 态,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壮举,人人都必须记住。

  12月3日,陈六使一行人应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南大筹委会之邀前往访问,沿途受盛大欢迎,华社各界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南大。其中,槟城林连登捐献50万元兴建的南大图书馆(后改为行政大楼),是云南园最宏伟和最具代表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刘玉水亦在欢迎会上捐出20万元。

  为了纪念各界的热心捐献,南大图书馆镌有“林连登先生捐建”铜牌; 图书馆大厅则放置了新加坡三轮车公会献赠的座钟;其他建筑物亦刻上捐 建者的芳名。

“南大可以没有林语堂,但不能无陈大使”

  另一方面,执委会急于获悉校务会议报告,以了解南大开学前及开学 后逐年的发展所需预算,从而在资金运转上有所准备。

  1955年2月中旬,林语堂把报告送呈执委会主席陈六使。预算案中, 林语堂建议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要求执委会把先前承诺筹足的2000 万元悉数交出,且不得予以干涉。

  此外,预算案中列有建筑工程处主任一位,每月薪酬1700元;助理一位,每月700元;监工一位,每月600元;及绘图员一位,每月600元。但实际情况是,南大的建筑事宜,向由柯进来和黄庆祥义务负责。

  2月13日,面对“牵一发,动全身”的南大经费问题,执委会把开办费和经常费两项预算案,在报章上公布。17日,南大新加坡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集中讨论两项预算案;由于执委会和林语堂双方意见分歧,随即触发了一场预算案危机。

  2月18日,事件趋于胶着,林语堂欲委托马绍尔律师办理起诉手续,准备和执委会对簿公堂。但由于马绍尔是南大会员,他热爱这所民办大学,婉拒了林语堂的委托,但表示愿充当双方的调解人,劝林语堂稍安勿躁。

  2月19日,针对预算案危机,陈六使一行与林语堂举行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谈,始终无法突破僵局;陈文确一度介入调停,纵使声泪俱下,亦无功而返。

  3月25日,新加坡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委派李俊承、杨缵文、陈锡九、林庆年、李振殿、陈炎林、高敦厚和汪克武八人为全权代表,与林语堂就预算案及所提解决方案进行磋商,限期两周内平息纷争。代表团随即展开斡旋工作,由李俊承出面与林语堂接洽,最终提出去留两项选择。

   预算案危机拖延月余,南大执委会及林语堂在报上发表联合声明:林语堂等接受总辞。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即使首任校长触礁,陈六使仍强调开办大学的信心,誓言南大必将如期开学;并即席开出30多万的支票,独立支付“林家班”全数遣散费。

  4月3日,林语堂等去职;17日,林语堂离新赴法,陈六使与各界代表前往送行。林语堂说:“本人支持南大继续办下去,本人是一大障碍,因为南大可以没有林语堂,但不能无陈六使。”

潘受临危主持南大

  华文报章广泛报导“林语堂事件”,华社沸沸扬扬。但事件并未因林语堂离去而结束;不久;林语堂在巴黎发表评论,称南大被共产党“渗透”,新马华社领袖陈六使和李光前等“亲共分子”欲破坏南大。

  林语堂的言论引发新马华人公愤,讨伐之声四起;远在纽约的报章如《中美周报》、《联合日报》,于4月11日和5月9日,先后发表社论《林语堂糟蹋了自己》和《林语堂荒谬绝伦》,痛斥林语堂用人为私、玷辱知识界;难为了南大,且糟蹋了自己。评论并且认为,林语堂不察华裔创办南大的深意与苦心,徒为自己谋私,以致失去校董会的信任。

  就在风波尚未止息的5月,执委会委任潘受为南大秘书长,衔命主理大学行政,并洽聘院长及师资等事宜,直到新校长上任为止。

  事实上,在陈嘉庚给林崇鹤的信中,透露了他对潘受出任秘书长的欣慰之意,表示“某文学教育经验,品性忠诚,坡中无第二人”,“如陈六使能下决心信任潘国渠,定可兴利除弊,克所困难”。

“我们应尽早设法开学,别让大众的热心冷却”

  陈六使由勉潘受曰:“我们南洋华人经商有成有败,独兴学育材,一经倡办,没有办不成的。南洋大学既倡办,虽然遭遇到这么严重的挫折,绝不可灰心畏缩,给后人笑话。校长人选我们可从漫漫物色,总之我们尽早设法开学,别让大众的热心冷却”

  潘受获陈六使及执委会诸君的信任,以秘书长身份主持一间大学的格局,在中外高等教育史上,乃无出其右者。

进修班开课

  6月15日,以三个月为期的进修班依原订日期正式开课,获得了华侨、中正两间中学的协助,开设中文、英文、物理和数学班,共420多名学员,以解决高中毕业生升学困难和初中师资缺欠两大紧迫问题。进修班开课,成为新马华教史上光荣的一刻,说明南大不因林语堂离去而受挫,华文教育由此踏上新里程,并成为南大开办的先声。

  当建校工程积极进行之际,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教育部长周瑞麒、劳工福利部长林有福,以及英联邦立法委员等先后参观南大的建设,不约而同表示祝愿南大成为东南亚最佳大学之一,乃至世界著名的大学。


(按):录自胡兴荣著《记忆南洋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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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8日首版 Created on June 8, 2007
2007年6月8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June 8,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