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南洋大学历经了创校初期的各种冲撞，尤其在白里斯葛、魏雅聆报告书相继推出，以及陈六使被褫夺公民权后，南大开始从理事会改组渐而航向改制和最终与新大合并的崎岖道路，过程中仍旧风波不断。 政府与南大联合声明 6月5日，新加坡政府与南大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其要点为： 一、南洋大学一经改善，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大与新大同等待遇，俾使南大学生各项费用负担减轻，教职员待遇提高，一切设备更臻完善。 二、改善后的南大，新加坡政府将予新大同样的待遇，平等对待南大，同时，也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并将进一步说服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也予承认。 三、南大继续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 四、新的南大理事会，由12名新马各州赞助人代表，3名教授会代表（包括副校长），2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5名社会贤达，以及6名政府代表组成，共28人。 6月19日，政府宣布津贴南大在读新加坡籍学生的学费，拨款100万元购买图书和科学仪器；另资助100万元兴建一座新的图书馆。 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但这些公开安抚之情并不见效，南大的形势仍日趋恶劣。 学生绝食抗议 第五届毕业典礼过后，政府于6月27日凌晨，调派3000名军警进入南大校园，逮捕41名学生并关闭学生会；学生随即展开绝食抗议。翌日，政府发表白皮书，对南大在政治上作出诸多不利的批评；理事会代主席刘玉水从槟城赶赴南大学生楼，劝慰学生结束绝食。 7月初，马来西亚各州南大委员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通过接受联合声明中的协议。8日，第一届南大常务理事会临时会议，接受庄竹林副校长的呈辞，另组“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以商学院代院长刘孔贵教授为主席；同日，理事会代主席刘玉水辞去所担任的一切职务。10月，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举行交接仪式，移交校长印信及各项重要文件，庄竹林随即离开南大。20日，南洋大学第二届理事会举行首次会议，接纳了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及理事李俊承辞职；由高德根继任主席，陈期岳为副（马六甲区国会议员，曾建议在马来西亚建立第二间华文大学）。 7月30日，刘孔贵在教务会议中透露，奉中央政府转本邦政府令：“解除校内职员约20名，开除学生103人，其中文学院学生49人，理学院10人，商学院32人、先修班11人。” 南大毕业生协会成立 11月，一群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党员为首的南大毕业生，成立了“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宗旨是：一、促进对当地政府的效忠；二、争取南大毕业生福利；三、与南大当局保持联系，协助发展南大。该会强调致力改善南大的地位，并且极力争取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承认南大学位；其后更发行《燎原报》。 11月9日，李光耀应南大学生联谊会之邀，就南大的前途发表演讲。他指出： 新加坡可以容纳两间大学，在马来西亚最少也需要一间专为受华文教育的青年提供高等教育的大学，但是任何高等学府的毕业生必须考虑到他们是否适合就业。第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便是；一个只懂得一种语文的人，在本地找职业不容易，越来越多人了解在新加坡以及整个马来西亚，将来只有懂国语的 青年可以希望能够被视为合格，而能兼通英文者，找职业会比较更占优势。新 加坡的学校已经有很多的儿童接受两种甚至三种语文的训练，而且大学与高等 学府也发现可以用两三种语文来教授学生。 “南大应该是马来西亚的大学，培养忠于马来西亚的人才” 当南洋大学建立之初，有些人有意使之成为一间专为东南亚华人而设的华文大学。那是殖民地统治时代大部分华人在这里尚没有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但是，在今天，南大应该是马来西亚的大学，培养忠于马来西亚的人才；而这些人才，不但精通英文，而且有能力与纪律去履行他们对马来西亚全体同胞所负的责任。同时，为马来西亚全体同胞谋福利，不论他们是属于任何语言、种族或宗教。 1965年1月20日，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以“适应新需要”为由，聘请马来亚大学教授王庆武和汤寿柏、新加坡大学教授王叔岷、工艺学院许少治、经济发展局林和合、教育部卢曜及刘孔贵教授组成一个“课程审查委员会”，全盘检讨各学院“急应兴革”之事项。3月11日，常务理事会决议，聘请政治系主任兼代注册主任黄应荣为首任署理校长（Deputy Vice-Chancellor），代行校长职，以推动行政组织改革及进行课程调整等事项。 王赓武报告书撼动南大 5月14日，王赓武领导的“课程审查委员会”，在经过历时两个月的实地考察后，完成《课程审查报告书》，并建议南大实施新学位制。 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中国语言文学系易名为汉学系” 9月11日，《王赓武报告书》正式发布，主要内容为： 一、建议南洋大学的四学年美式学制，改为英国大学学制。要点包括：除三年制普通学士学位外，增设荣誉学位课程； 二、实行新课程，以使南大能够收容所有国内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学生； 三、各学院若干学系应作适当调整；增设马来学系，并设立语言中心，借以提高全体同学作为学习工具的语文程度，适应学习与研究上的需要； 四、建议停办三个学系（即现代语言文学系、教育学系和化学工程系），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易名为汉学系； 五、提高教师待遇并提供充分研究机会与设备，以提高学术水准。 报告书指出：“一、南大至今仅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它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二、南大的课程须有适当的调整，以保证国内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学生都能得到南大存在的益处。三、南大的目标应该是，它所造就的毕业生，如果不能精通三种语文，至少应精通两种与国家发展有关的语文。” 报告书的第二章《关于语文的建议》又指出：“一、语文训练已成为南大将来发展的主要课题之一；二、承认南大在给予马来西亚华文媒介学校的毕业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这方面，仍须扮演一个角色，而且仍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讲授媒介语，然而，只精通华文显然是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继续造就这类毕业生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 客观而言，如果我们不将《王赓武报告书》视为一孤立之调查报告，把它和《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相比较的话，便可以发现三者皆有一共同点，即绕过了南大创办的动机、社会背景和办学宗旨。尽管新加坡已从过去隶属于马来亚联合邦过渡到以人民行动党为主的政府，以至独立建国：但仍一如既往地沿续殖民政府“英文至上”的教育政策，并质疑华文教育的必要性，以至引发关心南大各阶层人士的非议。 李星可为南大直言 举例而言，《星洲日报》主笔李星可便曾针对《王赓武报告书》先后发表社论，以维护母语教育的完整性。1965年9月14日，他在《南大前途的新展望》中写道： 既有星大，它就早就足以“保证国内各源流教育出身的学生都能得到（它的）存在的益处地”。 那么，何必在国家花费了几千万元的投资之后，我们的医生至今除了英文不能为讲土语的本地人直接诊病，法官律师不能直接用土语听讼，社会学家与历史家不能直接查看本地的土语报纸？ 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诸公不欲南大重蹈星大的覆辙，他们要南大的大门必须开向所有各源流学校出身的学生，而且将来的毕业生即使不能精通三 种语文，至少也精通两种，这我们是千万分欢迎的。 政府如果接受关于南大的这个改革建议，将来对于新大是否也准备这样做呢？或者新大则仍将继续留为唯一的清一色英语媒介大学？ “课程调整主要是把南大改组为英文大学” 两天后，李星可以“关于调整南大课程的几点疑问”为题，再次说： 南大课程的调整前提，变成首先在于如何改变南大的教学媒介语。南大如果按照这个报告书的建议去调整改组，那么，改造之后的南大是否还继 续保持为一间华文大学？抑或变成一间副牌儿的英文大学？ 课程审查委员会认为南大只容纳华文媒介学校毕业生，造就只精通华文的毕业生为“不符合国家的利益”，那么，目前的星大只容纳英文媒介学校毕业生，造就只精通英文的毕业生，这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南大的这种情形既然需要通盘改造，那么星大如何？ 通观该委员会的报告书，所建议的南大课程调整办法，主要精神似乎在把南大改组为一个事实上的英文大学。 全校大罢课 10月26日，南大10个学生团体（中国语文学会、历史学会、地理学会筹委会、教育学会、数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生物学会、合唱团和戏剧会），联合向南大当局呈递《有关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表达反对意见： “给予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权，使南大能贯彻创校宗旨” 报告书根本违背南大创校宗旨和广大社会人士的愿望，其最终目的欲使南大沦为“配角英文大学”，建议的新学制，破坏南大完整的学制体系，并力陈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易名汉学系不当，反对停办现代语言文学系、教育系和化学工程系，因有关建议无视这些学系的作用和贡献，及有意堵塞南大为社会培养 华文教育源流出身的化学工程师的途径，最后促请新加坡政府当局撤消《王赓武报告书》，无条件资助南大，承认南大学位，给予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权，使南大能贯彻创校宗旨，发扬光大。 显然，当局并没再听取学生的意见，反而采取强硬措施开除了85名学生（其中2名不在籍）；这一举动激起了学生的怒吼，压抑多时的不满情绪立即上升为南大史上最剧烈的学潮。 10月28日，南大学生展开反对改制大罢课，响应者包括所谓左派、右派及中立的学生。校园迅速为军警所占，学生被施予暴力对付，而消息则一再被封锁。在校方开除了百多名学生，以及向270多名学生发出警告信，并将许多非新加坡籍学生驱逐出境后，持续了39天的大罢课才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于12月6日黯然结束。事后，校方再度开除百多名学生，南大学生的组织力量从此陷入谷底。但罢课的学生自行议决，定11月22日为南大的“耻辱日”。 大罢课后，负责学生事务的严元章离开南大，只留下一句：“好人是不会寂寞的。”今日看来，南大学生遭到的这项重创，固然令人感到扼腕，但他们在行动中所表达出的精神和品格，则是令人敬佩的。 毕业生崭露头角 当南大学生进行大罢课的同时，11月20日，《南洋商报》总编辑连士升，应南大毕业生协会之邀发表演讲，畅谈《南大毕业同学对社会的贡献》；他指出：“一间大学是否有地位，不在校舍漂亮不漂亮，学生人数的多少，而在它的毕业同学对社会是否有贡献。假如它的毕业同学对社会有重大的贡献，那么它便算是大成功。” 事实上，从1955到1965年的十年间，南大学生对教育和社会已有明显贡献。他们拥有新知识、受过专业训练，填补了新马华文教育的师资缺陷，并且已在工商界、新闻界和政府部门占了相当位置。最难能可贵的是，南大毕业生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所发表的论文亦博得国际的重视。 但遗憾的是，《王赓武报告书》虽遭到校内外各方的抵制，政府和南大当局却坚持循报告书之建议，自1965─1966学年起，停办自创校以来即已开设之现代语言文学、教育和化学工程三个学系，全面推行新学制以改制南大。 往回看，有一明显事实是：理事会于1964年改组，云南园失去了陈六使的精神引领，加上政治的大气候使然，南大终于踏上了改制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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