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资政应该为南大平反──
《南大精神》读后

　　（一）引言
　　这一两年来，几个熟悉的南大校友曾鼓励我写一点有关“新南大与旧南大接轨”的问题，我一直没有动笔，大概是觉得“不知而言，不智”吧！前几天逛书店，无意间发现到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编辑的《南大精神》这本小册子，收录了2003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对有关问题展开讨论的一组文章。买回家读后，有所感慨，就写了这篇读后感，表达个人对母校的一点关怀，也希望不负友人的鼓励。

　　（二）南大已经死了
　　正如新加坡多元艺术家也是南大校友，陈瑞献所说的，“南大是我的母亲，她已经死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更甚的是，她是被摧残而死的，是在所谓“一凿一槌一泪痕！”（某中文系教授诗句）的情况下，最终在1980年被新大所并吞（美其名曰合并），而一命呜呼的。此后，鹊窠鸠占，成为南洋理工学院的校园。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升格为大学时，曾有简称“理大”或“南大”之争，最后以简称“理大”定案。至此，南大成为历史的名辞，似成定局。

　　事实上，南大校园自被接管后，就遭遇到改道封门，砍尽校园中的相思树，拆除最具代表性的大礼堂等“灭迹行动”的厄运（郑奋兴、傅文成）。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和文物价值的南大牌坊，据说由于没有承包商愿意承接铲平的工作而侥幸得以保存，“像孤魂野鬼那样，弃之荒郊”（陈瑞献）。

　　南大被摧残、关闭以至灭迹是活鲜鲜的新加坡当代史，是任谁也无法加以抹杀的。必须强调指出，不论李光耀如何为儿子李显龙在中国，能够以“高处不胜寒”来回应“步步高升”的祝贺而沾沾自喜；不论有人如何污蔑南大为“中华沙文主义”或南大生“操单语、无出路”（例如黄树人），或认为“以英文为主的教育制度，是以吸取外资为重点这个策略的必要前提”（例如徐冠林），或当年官方以什么“养不起两所大学”作为借口，都无法改变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政权正是当年摧残和关闭南大，企图让她在人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的真正元凶！

　　个人认为，强调这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为李光耀政权的威权所摄服，顾左右而言他。摧残和关闭南大，彻底暴露了李光耀政权是英文至上的崇洋派，从根本上歧视母语教育和民族教育。这也是李元瑾副教授所感叹的“历史的反讽”之所以会出现的主要原因。李副教授说，新马于是产生这么一种现象：以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在国家所谓平等政策下走向式微，而华人人口约百分之三十的马来西亚华人，却在不平等的政策下，建构了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从此，新加坡既失去了中华文化的哺育，也没有西方文化的根基，而沦为功利主义挂帅的“伪西方社会”，一有国难，就出现“逃兵”。

　　（三）2005年：“新南大”的起点？
　　为南大“复名”最积极的推动者，应是在2003年出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的徐冠林教授。他准备在2005年，把南洋理工大学扩展为具有人文学院、理学院和设计与传媒学院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作为新南洋大学的起点，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把历史的伤口缝上。

　　他说：“国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的未来，不再是一条清楚明晰的康庄大道，而是一个藏有恶魔和奖赏的迷宫。新加坡人正站在迷宫前，没有指南针，前途茫茫。这正是注入南大精神的重要时刻。”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心者的安排，新加坡多元艺术家陈瑞献，也在差不多同一期间成为首位获得新南大名誉博士荣衔的南大校友（在之前获得同样荣衔的还有已故前南大创始期秘书长潘受先生）。他在受访时还提出五个希望：恢复陈六使的身份与尊重；把旧南大牌坊迁到新校门；重办南大的旗舰学系中文系；恢复南大的人文风气以及复名；为新南大与旧南大接轨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步骤。

　　徐校长也胸有成竹地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从在华裔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移到楼下大堂；同意把旧南大牌坊迁到新校门；准备要建一个在东南亚、甚至东亚名列前茅的中文系；宣布以2005年作为新南大的起点，复名自然不成问题；准备设立人文学院和培养“自强不息、自立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南大精神，也应可视为体现了对人文风气的重视。表面看来，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然而南大的精神和传统，真的可以如此这般地“挥之则去，招之则来”吗？相信许多校友对此还是存疑的。

　　（四）也谈“南大精神”
　　我不知道是谁最先概括和使用“南大精神”这个概念的。但若说它是出自李资政那句“如果没有南大精神，新加坡就会有麻烦”，那不仅是荒唐，简直就是对“南大精神”的亵渎！因为尽管大家可以对“南大精神”进行不同的铨释，但个人认为，南大精神的核心内涵应该是：维护和发扬民族语文、教育和文化，落实民间办学的公民权利、理念和大学自治权，关心和介入社会和国家大事，并为此而体现出来的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和力争上游的奋斗、抗争和牺牲的精神；以及南大人在被歧视的情况下，仍然站稳立场，在社会各领域贯彻上述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李资政无疑是完全站在“南大精神”的对立面，力图加以打击和摧毁的。南大的被摧残和关闭，就是他敌视“南大精神”的具体表现。因此，除非他幡然醒悟，为南大平反，他是不配谈“南大精神”的。即使由于某种权宜的需要，从他口里说出来的“南大精神”，与南大人引以为傲的“南大精神”也不可能是同样的东西！

　　绝大多数校友对徐冠林教授个人的诚意和陈瑞献校友五点希望的某些积极面是加以肯定的。但笔者认为，徐教授对“南大精神”过于宽松的尺度－即所谓“每一位南大人都有责任加入他自己的诠释”；及陈大师对“南大精神”过于哲学化的高度抽象－即所谓“先南大而存在，并且在南大消失后，仍然是充盈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可能有意无意间会稀释、泛化乃至于虚无化“南大精神”在具体时空内的具体内涵，特别是一些核心的内涵。

　　我注意到书中郑奋兴教授和傅文成两校友联合撰写的“南大，南大！”一文结尾的说明：“原文第一、二、三、四、五和第八章曾刊于2003年1月23日、24日和25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显然，第六和第七章已经被不道德地“阉割”掉了，虽然它们是该文不可分割的主要内容。

　　原来它们是针对南洋理工大学与南洋大学的融合问题，搜集了丰富的资料，作“仿真论坛”，并从中总结出校友们的一般感受，即：

　　1) 对1980年母校被“关闭”的这一事实愤懑不平。
　　2) 到目前为止，南大与南洋理工大学在本质上存在根本的差异，甚至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3) 对南洋理工大学融合的诚意与可行性质疑。

　　《联合早报》的主流背景，及对上述重要总结的公然扼杀，为南大校友对南洋理工大学融合的诚意与可行性质疑提供了旁证。在这种情况下，若以稀释、泛化和虚无化了的“南大精神”来作为新南大与旧南大的“接轨桥梁”，并藉以延续和发扬所谓的南大精神和传统，相信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五）为南大平反是当务之急
　　从历史的进程来说，50年其实是十分短暂的。但对南大来说，从依靠民间力量艰辛的创建，逐渐走向发展和辉煌；到在奋斗、抗争和牺牲中被暴政摧残、关闭以至灭迹，使一万两千名南大人沦为“文化的吉卜赛人”（陈瑞献）或“刻在风里的漂泊生命”（陈再藩）；再到“南大精神”的宣告形成，并且受到一致的肯定和赞颂，这对一向被视为“异端”、“穷酸”和“潦倒”的南大人来说，又是何等的不简单啊！每个南大人和所有曾经为南大作出贡献的人都应该为我们共同铸造了“南大精神”这一事实而引以为傲！

　　但是，在1980年，当李光耀政权才完成摧毁和关闭南大的社会工程，并且要把南大毁尸灭迹的时候，有谁会想到，仅仅过了20年，“南大精神”就受到一致的肯定和颂扬，而且还被视为可以作为引导已经迷失了方向的新加坡的“指南针”呢？我认为，只要心不死，而且敢想、敢于发挥奋斗、抗争和牺牲的“南大精神”，要求南大平反和复办，决不是无法实现的梦，而是逻辑发展的必然。

　　试想一想，在英殖民主义统治下的1950年代，我们的前辈一无所有，都有办法把南大创办起来；现在，我们有一万二千名南大人，有被大家一致肯定和赞颂的南大精神，又处在独栽者纷纷倒台，民主人权和公民社会空前发展，民间办学已蔚为大观的时代，要求平反和复办南大，为什么有的人连想都不敢想呢？这是不是长期夹着尾巴做人的结果呢？

　　（六）火凤凰的重生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强调要“向前看”（张树人），要放弃“冤屈情结”，要“走出悲情”；有的人还提出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发挥“宗教家的精神”（庄永康）；总之，就是要委曲自己，含冤成全新南大。奇怪的事，为什么就不能要求犯错的人承担责任，让南大平反和复办？何况这么做只是对基本人权和公民社会的尊重，只要是有点民主精神的政府，不需要什么“战略高度”和“宗教家精神”就可以办到的。让我们在南大平反和复办的基础上，期盼真正意义上的“火凤凰”的重生吧！

　　(10/6/2004 取自『自由媒体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