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特刊主编打交道的感触

近日读了朱永安，江学文等校友的，有关温哥华联欢会特刊错误的公开电子邮信所透露的不正常的事情，使我想起了我与特刊主编，和筹委会负责人打交道的，令人遗憾的经验。

前年我发现，联欢筹委会拟邀请詹道存以贵宾身份在南大之夜作主题演讲，在诧异之余，马上写电子邮信询问并提醒筹委会，这是个敏感问题，宜三思而行。既然这是全球校友的联欢会，邀请詹道存演讲的问题，也可以征求其他校友会的意见。

我的公开信在南大校友网页出现后，得到不少校友如陈国相等的支持。后来应卑诗省校友会为了要出版纪念特刊而发出的邀请投稿的信，我以“邀请詹道存演讲所引起的风波”为题，写了一篇稿，以快信寄给特刊主编，要求收到稿件后确认。等了很久没有确认，后来我用电子邮信，传真，长途电话，多次追询，主编不理不睬。在无可奈何之下，试问筹委会委员朱永安校友，得到他的回信说，主编陈玉成已去马来西亚印特刊去了，事情底细他不知，无法帮忙。

“忠言逆耳”。看情形我这篇文章，不会被卑诗省校友会主编的纪念特刊采用。我与一位校友谈起此事时，由于他知道我在马，新与几个其他地区的主要中文日报，曾发表过文章，便建议我把这篇文章先投星洲日报或南洋商报。在一家外人的大报登载了，特刊是自己人的，若不采用，便不易解释。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很快就把我投去的稿刊登了。最后结果，特刊果然不采用。主编至目前为止尚欠我一个确认信，因此投去的文章便下落不明。

多年来在我投稿到加，美，中，港，台，纽西兰等地区主要日报的活动中，从来没有受过像自己人的特刊的主编所赐予的待遇。与写稿人联系，乃每个编辑正常的任务。在我的经验中，有些大报编辑的殷勤，比起自己人的态度，有时真有天渊之别。例如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英雄，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的特写，投到台湾一家大报。我原来以为，对抗日战争的立场，每个中国人都同仇敌忾，不分左右。没料到，在收到我的稿一两天之内，该大报编辑有如手上接了个烫手的马铃薯，抛之不及，打个海外长途电话给我表示抱歉：说文中提到共产党啦……八路军啦……该报不能采用，请我谅解。有些编辑也许把稿扔进垃圾桶就算了事。

特刊编辑除非另有打算，否则回信确认或否认收到稿件，无需五分钟就可以办好。例如用我的电子邮信作底，直接答复发信者时，地址也不用打字，只打上“稿件收妥（或没收到〕，谢谢”， 简单得很。

挺身出来为校友们服务的校友，或多或少算是校友们的领袖。这些人应该以身作则。如果这些人办事不遵守原则，岂不令人觉得遗憾？

渥太华市 叶天颂〔南大第一个海外校友会首任会长〕

20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