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园的沧桑 根据有关南洋大学的文献的记载和一般校友的认识，新马华人创办大学的想法，在1951年即已提出。陈六使先生于1953年1月16日正式倡议在新加坡创立华文高等学府。倡议即刻获得马来亚各地华社的热烈响应。各阶层掀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献捐热潮。一星期后，新加坡福建会馆慷慨献出云南园500英亩土地作为大学校址。倡议中的华文高等学府于1953年2月20日被定名为“南洋大学”。次日，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接着，筹委会分会也先后在半岛各地成立。 在1953年4月7日公布的“南洋大学宣言”提出，创办南洋大学的理由有四项：（1）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2）为中学培植师资，（3）为马来亚造就专门人才，及（4）为适应人口之需要。此外，宣言另指出南洋大学还具有两大特质：（1）沟通东西文化，（2）发展新马来亚文化。 为了减少政治干扰，迅速兴办大学，南洋大学筹委会通过商业注册的途径，将大学注册为“有限公司”。“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于1953年5月19日获准注册。建校工程动土典礼也于1953年7月26日隆重举行。1955年学校大门的牌坊，图书馆/行政楼，文理商学院，第一期男女生宿舍基本上完工。 在1953-55的两年多建校过程中，学校当局也积极准备开学。1955年6月15日，先修班正式上课。1956年3月15日，举行大学开学仪式。1956年3月30日，大学第一批学生正式上课。两年后，在第一期建校工程顺利完成的时候，学校举行史无前例，万人空巷的落成典礼。第一届毕业典礼也于1960年4月2日在欢乐中进行。 从此，在神州大地以外的第一所含有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的高等学府得以定型。她以逆流中勇往向前的精神，克服不断出现的困难，以真金不怕火的姿态融入社会，推动中华语言文化的发展。她同时又是殖民地主义统治下，民族教育的一盏明灯。以华语为主要教学语，而其他语文为辅助教学语的教学制度，冲破语言群体的隔膜，以为正在走向独立的新兴国家服务的责任感，培育建国英才。 但是，好景不长。在第一届毕业生踏进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新加坡教育部就在1959年7月22日正式发表从殖民地政府的角度，否定南洋大学的“白里斯葛评议委员会”报告书。接着，新上任的半独立政府所委任的“魏雅聆检讨委员会”，也于1960年2月9日正式发表其报告书，它在“白里斯葛评议委员会”报告书的基础上，提出许多南洋大学难以接受的“改进”要求，作为政府承认学位和资助的条件。 南洋大学最高决策机构南大理事会在跟政府交涉的过程中，正逢大选，旧政府获得继续执政。新内阁尚未上任之前，政府就在1963年9月22日决定剥夺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三天后，陈六使先生只好请辞南大理事会主席职务。次日，大批军警进入校园逮捕抗议学生，查封学生组织。但学潮不止。九个月后，军警再度进入校园对学生采取行动，对付参加学潮的学生。不少学生被逮捕，开除，或驱逐出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因而不能毕业。但他们却能和在60年代大批毕业生一样，被外国大学吸收为研究生。可见什么“评议委员会”，“检讨委员会”对南大的不公平意见，全都是建立在对华文大学的成见。 可惜在政府的强硬坚持之下，南大理事会跟政府交涉毫无进展。1964年7月1日，副校长庄竹林博士被迫辞职。几天后（1964年7月10日），政府提出的南大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成立，新加坡政府开始控制南大并进行“去华化”，“英语化”。 1965年9月11日，主张全面改制并大量增加英语教学的“王赓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发表。1966年4月25日，模仿英国大学的新学位制开始实施。一年半后，旨在全面改组南大校内行政组织和教学单位的“南洋大学（修正）法”也接踵而来。 1973年5月12日，为了阻止学校在外来势力干扰下继续衰退，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先生发表十年发展计划。 但是教育部却在六个月后宣布新加坡大学与南洋大学统一招生，并停止在马来西亚招考新生。1975年6月30日，新校长李昭铭博士（兼任教育部长）宣布全部学科改用英语教学。不到一个月后（1975年7月26日），李昭铭博士又宣布成立新大南大校际委员会，推动南大向新大方向“改革”。李昭铭博士任期不到14个月（1976年8月16日）便告假。一年后（1977年8月23日），南大理事会执委会成立一个特任委员会负责管理校政，并借调一名毫无大学教学或行政经验，也不了解华社的公务员出任南大秘书长，负责执行特委会之决定，以及处理大学的日常行政工作。 南洋大学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经过频繁的政治干扰，行政领导撤换，教学“改革”，始终无法被消灭。1978年3月4日，为了使南大学生在讲英语环境里学习，新大在武吉知马的校园被教育部确定为新大南大两间大学共同课程的联合校园。两年后，虽然云南园人去楼空，政府仍旧不满意这安排，总理致函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提出新大南大进行合并。一周后总理公署发表“丹顿”报告书，建议新加坡在肯特岗建立全国唯一的大学。经过四个星期的频繁书信来往，南大理事会终于在1980年4月5日决定接受总理的建议，把新大与南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合并的具体安排，包括如何处理南大的资产，新马人士捐献的财物，行政人员与教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地位和职责等问题，没有公开交待。政府当局和南大理事会就合并一事所签的法律文件也没有对外公布。 新加坡国立大学于1980年8月8日成立。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最后一届毕业典礼之后，“南洋大学”成了历史名词。新加坡国立大学实行新大体制，领导由新大人员包办。南洋大学被并吞，跟着消失的是她所代表的，对中华文化和语文所肩负的传承教育的使命，以及随着致力于追求完成此使命的努力而营造和衍生出来的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中华文化气息。 “南洋理工学院”于1981年8月8日创立，1982年7月在重新规划后的云南园（文学院，商学院，礼堂被拆除，校门另设，牌坊被孤立）正式开学。学院于1991年吸收了国立教育学院后，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简称为“理大”。大学于1994年成立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4年设立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属下有开办中国语言文学系。2007年7月14日，理大宣布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成立为中国在海外培训汉语的孔子学院。 自升格后不久，理大就开始追求南洋大学的历史地位。它在1995放弃“理大”的简称，自称“南大”。英文名字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和英文简称 (NTU) 则继续保留。次年，又接受南洋大学毕业生名录转入该校，并提出“复名”为南洋大学。事实上是改名，因南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除了在不同时代出现于云南园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理大改名最终并未获得政府的支持，索性立刻将校史追溯到1955年南洋大学的年代，并于2005年8月29日庆祝50周年校庆。同时还在毕业典礼上颁发杰出校友奖状给有成就的南洋大学校友，在南洋大学校友间造成严重分裂。 南大的21届毕业生，共一万两千名，这些年来，在社会上表现非凡。在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精神的感召下，不论是出国留学，回乡执教，从事文教事业，服务政府机关，下海经商，皆有其突出的代表。处处可找到回馈社会的积极分子。这种在校内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的熏陶，和先辈的顽强奋斗的示范下塑造出来的精神面貌，带给我们无比的干劲，随时可在平坦的赛场上与任何一所大学的毕业生相比上下。 南洋大学的毕业生感谢母校的栽培，也怀念四年在云南园的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所拜识的师长，结识的好友。我们很自然地产生了回馈母校的愿望。同时，因为南洋大学是代表东南亚华族语言和文化发展的一面旗帜，为了继续争取和维护东南亚华族的文化与语言的基本权利，我们梦想母校重生，再显辉煌。 但是，校友之间在复办南大的问题上，如何看待南大与理大的关系，抱有不同的想法。 （二）韩素音主张复办南大 韩素音老师于1992年在多伦多举行的第一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上发出复办南大的号召。韩老师引用法国人的一句话，即“没有文化的人民便是不再存在的人民”，劝告我们这些她认为是她“从来没有看到比你们更优胜的人”，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在加拿大或任何“比较自由的地方”，再办起一所南洋大学。 从此，复办南大的呼声，响彻云霄。不管是全球性或地方上的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每一届都有人发出复办的口号。报章和网站也常出现讨论的文字。但是，十多年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信息是传出去了，却行动不起来。就是口号和支持复办的文章，也不见的够深入，缺少着眼点的讨论。 一个相当主要的因素是校友间对如何复兴南大有争议。这些年来，特别是理大以南洋大学的姿态出现以后，围绕着如何对待南洋理工大学一事，在部分校友当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行为。可惜校友间没有及时进行坦率的交流协商，反而无原则地进行个人攻击，让误解沦为成见，在广大校友当中造成不团结的现象。有许多不知情的校友，一听到有关南大/理大的话题，就“谈虎色变”，对曾经在南大/理大问题上公开发表过意见的校友，也“敬而远之”，不愿意参进在他们看来是无止的争论。有的校友看了文章标题含有“复办”或“复名”的字眼后，就先入为主地下结论该文章是支持“复办”或“复名”的，决定不再看下去。 （三）2006墨尔本联欢会 鉴于我个人曾负责录音和整理1992年韩素音老师的演讲稿，主持多伦多及槟城全球南大校友座谈会，觉得在没有校友会或个人出来打破这僵局的情况下，我有义务担当起这责任。我在2006墨尔本校友联欢会的座谈会上提议(见2007年2月8日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www.nandazhan.com)，既然校友们有复校的梦想，我们应该进行一次客观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复办的可行性，可行至何程度，不可行又如何回馈母校。我的目的，不是为复办寻找证据，而是回答梦想能否成真，不能又怎办。我不认为我们只是不停地空喊复办的口号，对母校和我们这群“优胜的人”的形像，有任何好处。 我也要求大家搁置争议往前看，理性地一同为继续完成母校的使命，而携手合作。校友们不携手合作别人不会帮我们重建，我们永远不能实现梦想，华文教育不易获得应有的复兴。 我向出席座谈会的校友表示，我愿意挑起进行可行性调查的工作，并邀请校友们参与。我建议在下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上，安排两天的时间详细讨论这可行性调查报告，并就今后的行动设法求共识。我的想法是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是校友们最大，因此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聚会，是校友间讨论和处理母校问题最适合的场所。错过这两年一届的聚会，复办南大的问题恐怕会更复杂化，更难处理。 （四）可行性调查进行经过 2006墨尔本联欢会结束后，我参加联欢会安排的游轮节目，和不少校友谈论可行性调查的事。后来又在澳洲跑了一个星期，也和一些校友见面聊天。接着也在新加坡和西马两个月，和不少校友会面。2007年7月，乘到中国出差之便，经过香港访问港澳校友几天，也第二次去新马。最后，我又在今年2月，再去新马两个星期。当然，在我所居住的多伦多地区，有机会，我也有跟校友们研究复校的问题。 这两年内，我前后和约五百名世界各地校友谈过复校的问题。这虽然不到毕业生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却是一个可观的样本，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当中有各届的，各院系的，寄宿的和通学的，在校时的积极分子和比较安静的，各地校友会的领导和非会员，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在理大工作的，和服务于马来西亚华校董教机构的。我和这些校友的交谈，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比如说，槟城校友会为我特别安排的，约二十名校友参加的座谈会，不少校友群体组织的大大小小餐饮座上的讨论会，各别人士的面对面或电话及电邮交谈。 讨论一般都是没有结构的(unstructured)，内容包括可行性调查的必要，进行方式，应研究的问题，如何作报告，对复办的意见，共识的执行等问题。交流过程中，从未采用过调查表格。在座谈会和较大的讨论会上，我有作记录，和个别人士交谈之后，我有作笔记。这些记录和笔记都没有写上任何个人的名字。 这次的可行性研究，我不采用问卷式的调查，一方面是我个人的能力，财力与物力有限，无法组织一个完整的队伍协助分发和收集大量的调查表格，分析多类的数据。鉴于可行性调查不是我个人而是大家的事，我在2006墨尔本联欢会上曾恳请校友参与可行性研究的工作，也在后来网上的文章中发出同样的邀请。但只有陈松沾校友站出来，在新马港为我开路，给我支撑。也有另两位校友，坐镇新加坡，当我的顾问。我谨在这里向这三位热心校友以及那五百名和我谈话的校友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作这调查，我对校友的可能反应，事先没有底，不知如何设计一个调查表格，确实地反映那么多可能解决复杂的南大问题的选择。其实，即使我能收到的数量化信息，包括校友对各种解决问题所感觉的喜好程度，我还得就它们的实践可能性，加以主观的分析，在可行性报告中提出建议。只依靠数据做出来的可行性报告，并非最全面可靠的，特别因为由于缺少互相交流，校友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没有经过深入考虑，而是凭一时的感觉提出来的。所以，可以说，原来要求的一份客观的报告，只能是一份在我尽量避免参入个人偏见、听取了各方意见之后，根据我对意见的理解，和我就其实现环境条件的分析与综合，而提出来带有一定主观性的报告。 （五）校友的反应 相当部分的校友，在谈话开始时，并不太愿意就母校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只有在我详细解析我做可行性调查的目的之后，才表现兴趣。可见，对于母校的问题，我们必须很有耐性而且诚恳地寻求意见，才能达到共识。不进行平静的讨论，只能加深误解和成见。 （1）南洋大学还能有其作为 校友当中，一个最普遍和明显的感觉就是南洋大学虽然已被消灭近30年，我们不能让她从此在地球上消失。这不仅是因为对过去大学生活的怀念，更是觉得南洋大学还能有其作为。所谓作为，校友们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以下是三个主要点： Ａ。南大精神有助于国家自强，制度创新 南洋大学的自立更生，力争上游，在逆流中勇往向前，在困境中开拓，建设，尊重兄弟民族文化而不忘自己文化的根，为下一代耕耘，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是南洋大学校友成功的秘诀，是社会向前的内在力量。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永不失去其光芒。 Ｂ。维护与发扬东南亚华人语言文化 南洋大学曾经是维护和发展东南亚华人语言文化的推动者。南洋大学被消灭的这三十年给东南亚华人语言文化带来了明显的断层。当前若干东南亚国家，又再接受华人进行自己语言文化的复兴，不管是为了要与崛起的中国交往，或是发扬民族文化。这艰巨的工作不能只依靠派送学生到中国或在当地由中国政府筹办，为外国人培训汉语的孔子学院学习，或聘请中国的教师来授课。语言文化的发展，不仅是通过在课堂上传授。传授内容也得建立在人民的生活之上。各地区的语言文化复兴只能由自己的最高学府来组织与带动。 Ｃ。扮演文化中心角色，与各民族文化交流，促进对华社的了解 华人毕竟只是东南亚地区民族组成的一部分，华人必须和各民族以及世界各地区交流与沟通。这种来往不单是个人之间的事，还得有各类的单位，一方面支持和协助个人之间的往来，另一方面扮演交流中心的角色。南洋大学的学生团体过去曾经做过和其他民族和语言群体交流的工作，大学本身也出版过多种分析华社的文献。这些工作仍然有必要。近年来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华社，对自己在建国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做出的贡献，展开了许多深入而有价值的研究。新的南洋大学不仅可用比较充足的资源，更有组织地进行这方面的科研，还可以成立翻译馆和出版社，将这些研究向各民族和语言群体传播和推广。 但是校友对这所大学，是重建的南洋大学，或是已经存在的南洋理工大学，持有不同的意见。 （2）支持复办南大 一种看法是既然南洋大学从1951年到1980的历史已经结束，学校已经被消灭，只有通过复办的道路才能让她再现。南大的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多语的教学媒介，融入社会的办学方针，作为民族教育的代表，完全能够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只有再生的南洋大学，才能继承原南洋大学的使命，传承南洋大学精神。 理工大学（以及国立大学）不能做这工作，因为它既没有任何的中华文化气息，就是它的中文系也没有和华社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没有沉浸在华社的日常活动中，无从在社区发挥作用。东南亚华人语言文化是不断根据当地的地理人文环境进行演化的文化，没有直接参与华人社区的文化生活，不可能深入了解华人的文化状况，更无法影响演化的过程。只有像南洋大学那样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大众学府才能对当地的华人语言文化从神州的中华文化中脱颖而出，青出于蓝，做出积极的贡献。不能想象，北美洲各国的当代文化，若没有当地大学的参与，它们有能力跳出欧洲殖民文化的枷锁，从新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建起灿烂的北美新文化。 同时，也没有迹象说明理大准备负起华社文化交流中心的责任。作为一所英文至上的“红毛大学“，它还曾经阻止学生在校内说华语。它连传授中华语文，都得请一所外国人办的机构来代办。 （3）不赞同复办南大 但是另一种看法是，固然继续需要一所南洋大学，“复名”后的理大就可继承南洋大学使命，传承南大精神。持这主张的校友，对理大将南大的历史纳入自己的历史，没有异议。但是他们没有说明理大能否像南洋大学一样，维护与发扬华文教育。他们的想法出自对母校的怀念，希望再现的母校，能给他们重新感到一种归宿感。 再一种看法是，南洋大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既然被强制结束了，就让她安息吧。这当中，有的人的确认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结束；有的则不愿意再重温那使人悲愤的历史；有的甚至觉得因为华校中小学跟着南大的消灭也不复存在，南大的学生来源已被宰断，不可能复办；有的人则深深地感觉到复校是一种反对当权者的政治行为，千万不能进行。有几位校友就曾经亲自或托亲戚在我耳边劝我放弃可行性调查。更滑稽的是一些校友安慰我“不要拍”，纵容我大胆“干”，因为我身居海外，和他们不同。还有部分校友认为不必复校，因为据他们考虑，复校必须在新加坡进行，而且只有新加坡政府才有能力办这事，复校太困难，甚至不可能。持这些看法的校友也没有提到今后华人的语言文化如何保护与发展。 （4）在东南亚复办南大 但也有校友不认为复校应该受到地域的限制。只要有适合的地点，其官方与人民都欢迎我们，给予大学长期发展条件，并支持我们向世界各地企业家筹款，新的南洋大学就可以在哪里重建。有人认为在马来西亚复校是一种可能。其中有人甚至很肯定地表示，只要我们在校友中每人筹得几万元，就有企业家愿意在南马或砂劳越献地建校。有人主张协助把因为南大的关闭，而在马来西亚创立起来的三所华文大专学院办好，以便能升格为大学，继承南洋大学的使命，也可算是复校的一种途径。 但是对马来西亚的华文大专学院升格为大学的问题，有些比较了解情况的校友有进一步的看法，他们认为三所学院同时各自申请升格，不管成功率多高，都应该设法联合起来办事。不管最后出现几所华文大学，他们之间必须进行协调，统筹，和妥善解决分工问题，适当利用华社的有限资源。 对于印尼华文教育逐渐恢复有了解的校友，都认为在印尼办一所华文大学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方面，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已开放，另一方面，印尼的华人人口是东南亚国家当中最多的，财力也不小。 至于泰国的勿洞华文大学，因为水平还不够，学校的地理位置也偏避，校友们不以为它能继承南洋大学。校友们一般都觉得不适宜在香港或澳门复校。香港已有八所受政府承认的中英文并用的大学。在香港办大学的建造和日常经费比起其他地方都高。澳门或许会欢迎海外华人去办大学以增加学术气氛，削弱深广赌博文化。但是海外学生家长们是否愿意送年轻的子女到那样的环境学习，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还有人看好中国的海南省，觉得那里土地宽广，建校费用低，员生也充足。 （5）在加拿大复办 韩素音老师倡议在加拿大或其他“比较自由的地区”复办南大，其广义是承认南大已不存在，在没有抱着对南大深沉的成见的地方，再造一所华文大学，继承南大的使命。其狭义是让在西方国家居留的，像南大校友之类的海外华人的子弟们，有机会继续接受华文教育，不断根。同时也为华社设立一个文化中心，促进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校友们觉得，要在像加拿大这样的地方建一所比起当地大学的中文系，或中国研究中心，更充满中华文化气息的高等学府，并不容易。地方上的华文教育不发达，学生来源是个问题。不如提高当地政府在多元文化政策之下，所支助的中文学校的素质，以加强子弟们学习母语的兴趣，或在子弟的学校假期间，送他们到东南亚或中国，让他们沉浸在富有中华文化气息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假设目的仅仅是学中国语言的话，还可报读越来越多由中国政府和地方上合办的孔子学院。 （6）执行复办理念 不仅是不赞同复校的校友，就是主张复校的，并没有多少曾进一步考虑过复校所牵涉到的问题，如何执行复校的理念。他们想象，复校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甚至只能是个梦想，没有必要现在就为它紧张。依一般的想法，复校就是恢复过去。大家所求的就是一所中华文化气息浓烈，和华社有紧密联系的双语大学。至于在何地复校，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如何，资金和员生从何来，要达到什么规模，如何办一所21世纪的大学，采取什么学制，开什么课，等等问题都没有考虑过。 尽管缺少宏图，却有人主张成立一个“传承复办南洋大学基金”，支持为复校而进行的各项活动。基金可接受校友献恣你从小做起。 （7）谁来行定夺 有人认为，南洋大学的事，是全社会的事，单单校友这群体，不能行定夺。 （六）分析与总结 没有南洋大学的校友能够接受母校的消灭。 （1）复办南洋大学是个愿景，永不放弃 既然一般的南洋大学校友皆有保存母校的梦想，这种心思是维护与发扬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宝贵和不可缺少的力量，应该予以鼓励和坚持，让她成为今后工作的发动机和指南针。为了加强方向感，应该充实这梦想的内容，进一步说明梦境中的大学的各方面，使她成为复校的模式。 这毕竟是在21世纪所作的梦，我们在保留南洋大学的实质的基础上，必须放弃过去的南洋大学的那些已经不合时代的东西。我于2007年4月12日在“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www.nandazhan.com) 详述了这梦境中的新南大。 （2）重新办起服务于东南亚的南洋大学的可行性并不高 21世纪的国际情况和南洋大学草创时期有极大的不同。其实，这种差距早在70年代就已出现。我指的是独立国家概念的增强。当时新加坡政府之能够不顾新马华社的坚决反对，而另眼看待马来西亚学生，是得益于国家疆界的形成。从那时起，南洋大学就不再被视为东南亚或新马地区的大学，而是新加坡教育部管辖只为当地学生而办的大学。当然，一个政府可以通过颁发奖学金和征收高昂学费来招收外国学生，但是教育政策还是单纯考虑本国学生。甚至不受政府支助的私立学校，基本上也是采取这样的政策，因为它们得在国家教育政策的框架内办事。即是说，区域性的南洋大学已不易再现。 要在现阶段创办一所新的南洋大学，为整个东南亚华社服务，其可行性并不高。 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影响这可行性。一方面，南洋大学校友对于复办这样的大学的迫切感并不强。许多校友在新加坡政府强制包办教育的情况下已失去了由社会来办教育的想法，比较容易看到眼前的困难。就是近几年政府有开放外来势力兴办获利的私立大学，校友们也不认为这会给复办南洋大学带来多少机会。 马来西亚的情况，从消极的角度看，也给上述态度一定的支持。马来西亚的华校，在华社的长久坚持下，固然是在中国以外的佼佼者，但是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危机四伏。政府的长期指责与否定，给原来有能力也愿意支持华校的企业家极大的压力，使他们不敢如愿地大力支持华校。即使他们答应给华校捐一笔款，也得同时答应给政府支持的教育机关一笔更大的捐款。三所华文学院缺少经费，但是马华公会办的拉曼大学却不受经费不足的困扰。 在新马以外的地区办两地政府不愿意接受的私立大学，恐怕也逃不过这种遭遇。企业家门首先考虑的，毕竟是企业的前途。慈善事业固然也很重要，而且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大学还是依靠企业家的捐款办学，但是企业家不可能在对自己企业前途不利的条件下献捐。过去，常有“红色企业家”的传闻，现在，这种把维护民族教育放在经济利益之上的“企业家”，恐怕大部分都已换上了蓝衣。 还好，复办南大有各种不同的含义。要知道，我们所梦的固然是复办，但是实现这梦的最终目的还是追求中华语言文化在东南亚的长期发展。这目的可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 （3）化整为零，遍地开花 可喜的是，马来西亚华社已经建起了自己的三所华文大专学院，并努力使它们升格为大学。泰国也出现了两所华文大学。在曼谷附近的华侨崇圣大学是一所由华社支持的私立大学，而泰南的勿洞华文大学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支持的公立学府。这就是说，即使没有采用“南洋大学”这名字，南洋大学的第二代已出现。 所以，让南洋大学再显辉煌这个梦，最实际的做法就是在各个国境内实现。最后，假设我们能在全体南大校友的鼓励与支援下，由当地校友牵头在各东南亚国家都办起南洋大学的第二代后续学府来，那也是值得庆幸的。 （4）在新加坡复校 毫无疑问，要复办南洋大学，最理想是在原地云南园进行。但是紧跟着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成立，南洋大学被合并而从云南园消失，就有另外一所理工学院在云南园出现，后来又升格为理工大学。 虽然南洋理工学院的成立，是当时的南洋大学理事会所同意的，它并非南洋大学。在法律上我们的母校已经因为被合并而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地位；新成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徽直到今天还保留代表南洋大学的三个环。实质上，因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在行政与教学各方面没有保持任何南洋大学的特征，南洋大学已经消失无存。 要在云南园复办南洋大学，首先得获得新加坡政府同意修改两条法律，使南洋大学脱离国大而复活，使理大改变成为南洋大学，并让南洋大学恢复其中华文化气息。看起来，这暂时还不可能。虽然修改法律，事在人为，新加坡政府却没有公开改正的习惯。可是情况还是有可能改变的，只要看到由相同的政党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在短短的30年内，怎样从反对华文教育的顶峰，即在1980年消灭南大，走到90年代开始对南大的恭维，对教育政策的重新解析，和对华文的功利主义复兴，就感觉到暂时非永远。风水轮流转，谁能说中国的崛起，还会继续给东南亚地区带来什么深远的影响？谁能说西方文化的衰退会给亚洲价值观，和民族文化带来多少复兴的契机？ 从90年代开始，理大自己也要“复名”。政府曾一度支持理大的新态度，1995让理大简称为“南大”，1996年又将南洋大学的毕业生名录由国大转由理大保存。到了2005年政府差一点就同意“复名”了，但突然又宣布再等十年，待理大在国际上立足后再由校友决定。改名不成，理大索性将其校史和南大的历史结合起来；南洋理工大学仍旧是南洋理工大学，但它的历史不再从1980年，或1982年，或1992年，而是1955年算起。2005年，李显龙总理还亲自参加了理大安排的“创校50周年”典礼。 但是绝大部分的校友不接受理大的这种安排，虽然他们确信，在南洋理工大学成名后，该校的校友们不会愿意接受改名为曾被这些英文精英们讥为第二流的南洋大学。南洋大学校友们也不在意，在世界教育史上竟然出现了这么一件怪事，一所成功的学校自动放弃其校名，而以另一所与之无关的学校的校名来取代之。 他们在意的是，作为一所教育机关，南洋理工大学竟做这种有如造假文凭的不道德事情。再者，就是因为是畏畏缩缩地偷天换日，弄到南洋大学是何年创办也搞错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南大历史，南大牌坊上写的“1955年”绝非南大的创办年。堂堂皇皇的南洋理工大学没有必要走这不光明的路。我们不能认同理大的做法，不认为一所有如此“校格”的学府，配得上充当我们尊敬的母校的继承者。我们认为应当获得复名的，不是南洋理工大学，而是南洋大学的创始人和理事会主席，被迫和南洋大学断绝关系的陈六使先生。 南大校友也担心，在理大没有公布“复名”后将如何肩负起中华文化和语言传承教育的使命，和在校内继续加强中华文化气息的情况下，接受理大“复名”，是否等于承认这所像西方的那些设有中文系或中国研究中心的“红毛大学”，就是我们的母校？ 但是考虑到校友间的不同意见所造成的分裂，我愿意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我愿意把理大这么坚持地寻求成为南洋大学的声誉继承者的决定，在许多方面恭维南洋大学的言论，当作是对我母校的肯定。我赞赏这态度。我很高兴看到理大在近年来在渴望继承南洋大学的过程中，在中华语言文化与有关华社的教学与科研方面所做的努力，虽然这些努力是很微小的，表面的。我也高兴看到跟着理大的新态度的出现，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也开始复苏。 不过，对南洋大学的响往，还不等于已经达到成为南洋大学的目的。理大想最终成为南洋大学，还得有一个“南洋大学化”的过程。我建议，理大不用再浪费心机，不要只追求南大的名堂，停止自命为南洋大学，老老实实地从恢复南洋大学的发扬中华语言文化的本质着手，待它具有了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并和华社建立了鱼与水的关系时，社会自然会接受它为南洋大学的继承者。 所谓“南洋大学化”，即是逐步恢复形成南洋大学的元素，如以华语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开设足够的中华语言文化必修课程，鼓励学生在校内外举行各种中华语言文化活动，联系社区组织与推动各种中华语言文化事业，促进社会对华人族群的了解。“南洋大学化”还应该包括实现南洋大学作为东南亚华文大学的特点，协助培养东南亚各地华文学府的师资。“南洋大学化”可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开始。 这里也顺便说一下，目前，国大的中国语言文化的课程，比理大还多。国大要逐步还原到真正代表合并的两所不同大学原有的本质，成为实质上的双语双文化大学，我们也欢迎。新加坡政府正在筹办的第四所大学若也考虑到当地人民的文化根源和国家利益而步国大和理大的后尘，我们也同样欢迎。 理大走“南洋大学化”的路，是一条双赢的路。理大能在普遍南大校友的支持下最终演化成为它所追求的目标，而南洋大学校友（包括现在尚未能接受理大的校友）能看到母校的实质再在云南园显现，中华文化之火再获点燃。我恳请新加坡的校友组织大胆地站出来，代表校友支持，帮助并督促南洋理工大学在南洋大学精神的感召下，向前看，走上这条“南洋大学化”的康庄大道。 （5）支持马来西亚华社创办大学 南洋大学创立在新马一家的年代。做为南洋大学最高决策机构的南洋大学理事会，直到1967年12月29日，一直由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各州派代表组成。新马（以及沙捞越，沙巴，汶莱，泰国，印尼）学生没有本国和外国之分。1974学年起，新加坡教育部才阻止南洋大学在马来西亚招生。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毕业生从此失去了继续升学的主要机会，三所华文大专学院应运而生。但是联邦政府却反对建立华文大学，使华社没能完全解决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毕业生继续升学，以及学校为华文中小学培训教师的问题。华社继续要求政府准许大专学院升格为正式的大学。 若南洋大学复办成功，或许能从另一个方面解决马来西亚华人兴办自己的大学的问题。可是，鉴于国家疆界的增强，在马来西亚以外复办南大，恐怕远水救不了近火。有人提出在沙捞越、雪州或柔佛州办南大。但是，在马来西亚境内复办，还必须获得当地政府准许。所以，马来西亚华人兴办自己的大学，比较实际的做法，还是通过争取大专学院的升格这选择。南大校友也视学院的升格为复校的一个途径。 最近马来西亚境内政局的变化，加大了升格的可能性。官方表示，若大专学院能提高教学水平，升格是可以考虑的。自从倡议创建大专学院以来，在南大精神的感召下，南大校友视马来西亚三所华文大专学院为南洋大学的后续学府，早就参与到学院的创建，筹款和后来的学校行政和教学的各个方面去了。海内外的南大校友，和那些在大专学院和独立中小学参与教育工作的校友一样，一路来都是维护和支持大专学院的积极分子。现在要努力准备升格，南大校友更有义务协助。我们觉得，升格与复校，并没有利益矛盾，有关方面应该紧密合作。不过，校友应该认清，三所学院毕竟是全华社支持的教育机构，各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组织，各学院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学二十多年，成绩斐然，精神可嘉。南大校友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三院的领导。我们有就学院问题的发言权，有以善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的义务，但是没有擅自干涉校政的权利。尽管我们急着复校，也不能指使学院只沿着我们复校的路走。南大校友如何进一步协助学院，必须得到学院的首肯，并由和学院有直接关系的校友（即正在参与学院的董教工作）牵头。再者，在海外的校友，尽管很关心学院的发展，但不一定了解各个学院的具体需要，自己也无从插手帮忙。 南大校友，特别是在海外文化教育及科研界工作的校友，能为学院升格助以一臂之力的地方，包括回学院讲学或进行适当的学术活动，给学院领导就行政与教研提意见，帮学院安排毕业生出国，学院与国外（包括新加坡）教育机构的交流和联系。 现在，三所学院同时向本来就不愿意看到华文大学的出现的政府，各自争取升格为大学，是否会顺利，南大校友可以根据他们在海外文化教育及科研界服务的经验，和学院一同探讨有关的问题。比如三所学院同时分别争取升格的做法是否有更深层的意义？华社是否有能力支持三所大学的庞大开支？教师和学生来源又如何解决？创办一所以上的大学的可行性有多少？三所学院是否应该恢复其联络委员会的统筹，协调工作？没有直接参加学院的董教工作的南大海外校友，是否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桥梁的作用，帮忙达到共识？作为达到共识的基础，是否可以考虑三学院之间的分工，减少有限资源的浪费？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的模式是否合适？ 为了迎合当时香港殖民地政府只支持两所大学（其中一所早已认定为香港大学）的政策，独立存在的崇基，新亚和联合书院在它们之上成立了一个联合体，即香港中文大学。开始时，这上层建筑只扮演统筹和协调的角色，三个学院继续自主行使它们的职权，但慢慢地退化，直到今日，它们仅像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院一样。 由三个学院升格而联合成立的马来西亚华文大学（这里无意给大学起名，但有校友建议，将其命名为“亚细安联合大学”），可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自主办事，但得尽量突出或是跟据其创办历史，或地理位置等等独特条件，发展成一所不和另两所有重复课程和研究方向的附属学院。由于马来西亚土地比香港宽广，三个学院又平衡地分布在西马半岛的北，中和南部，它们可以比香港中文大学的组成学院担当起更多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大学本身也可以因此而采用一种更含有联邦性质的体制，不用完全抄袭香港中大的做法。 不管马来西亚华文大学是否模仿香港中大，模仿到什么程度，我有信心，她会在自己的国家继承南洋大学的使命，在四，五十年后，在华文中小学所面对的困难同时得到克服的基础上，青出于蓝，以华英巫三种语言教学和进行学术研究，对东南亚地区作出贡献而出现在世界名大学之林。 （6）请印尼校友牵头成立自己的华文大学 印尼虽不像新马，同属于东南亚英殖民地范围内，但和新马一路来保持很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南大校友当中，有不少来自印尼，他们也曾于1994年在峇里岛主办过全球校友联欢会。近年来印尼政府放弃了从1965年政变以后所执行的反华政策，接受华人为公民，华人文化为印尼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华文教育，实行全面开放。印尼华社很快就借这个机会进行华文教育的复兴。经过几年的努力，华文中小学已恢复。印尼华文教育已发展到了创办大专学府的时候。印尼华人，虽占本国人口比例不大，却是东南亚国家当中最大的华人群体，而且也是最富裕的群体，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走完这兴建自己的大学的路。 我曾经和印尼某全国性的华文报总编辑就这问题交换过意见。编辑先生不仅支持我的看法，还说服了一位朋友，准备献出位于雅加达国际机场附近的一片地出来作为大专学府的校园。到今天为止，我还未能跟印尼的南大校友接上关系，我希望和印尼校友有接触的校友帮忙建立这个关系，了解他们的看法，争取他们去推动华社，把南洋大学的另一个第二代建立起来。 （7）关心与支援泰国两所华文大学 在泰国，除了由中央与地方政府所支持的勿洞中文大学外，还有另一所私立华文大学，即华侨崇圣大学。当前，它们虽然尚未达到一般华文大学的水平，华文中小学也还未能送上足够的毕业生，但毕竟是华文教育在泰国复兴的产物。槟城的校友近年来有和勿洞方面保持联络，希望这种来往能继续。在世界教育界有广泛联系的南大校友对它们应该加深认识和关心，并在可能的情况和校方的认可下通过网络联系，给予支援（包括安排大学师资到新加坡进修），使它们能迅速踏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我们暂时和泰国的南大校友没有联系，希望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好让我们能很快地和泰国的华文教育界，建起一座合作的桥梁。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文教育也在开始恢复。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不能提意见。 （8）不适宜在香港，澳门，中国大陆复校 在香港已有八所正式的大学，其中大部分以双语教学，新南大设在香港，作用不大。而且香港的建校及维持经费都比其它地方高，不是理想的复校地点。澳门的缺点，在于赌博文化泛滥，学生家长不易接受。在中国大陆办学，所受的政府教育政策的限制，是否会影响我们大学的本质？这和东南亚学生到中国各地的大学念书，又有何不同？ （七）具体建议 （1）复校的态度 母校的问题，校友间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过去处理的不当，或是缺少交流协商，或是办事透明度不够，或是意气用事，说话不考虑后果，种种原因曾经在一部分校友之间造成误解和不和。我自己也曾经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影响团结，应该严格检讨，防止再犯。现在应该是搁置争议往前看，平心静气地寻求共识的时候了。让不和继续伸延，只能拖延甚至防止我们回馈母校。 韩素音老师曾提醒我们，办理南洋大学的事要避免“乡愁化”(nostalgic) 和“情绪化”(sentimental)。我想，“乡愁化“是免不了的。我们做梦复办南大，正是因为不忘云南园的生活，怀念母校。不过，我们梦想复校不仅是感情上的“恋校”之情。因为我们关心东南亚华族语言和文化的存亡，理性上抱着争取和维护在东南亚扎下华族的文化与语言之根的的使命感，才催生了强烈而难于消失的反馈母校和盼望母校重生的愿望。当然，“情绪化”应该尽量减少，建校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事业，不能凭感情而缺少理智地去办事。 我们提起过去，目的无他，只是想把历史摆正，作为我们寻求共识的基础。我们就母校的未来寻找共识，固然有感情的因素，但不是意气用事，也不是针对任何人，找他们来算旧账。母校已经被消灭了近三十年，算旧账不能让她回生。母校的不幸，是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双重作用，国际因素已基本上转好，而国内因素也因之而得到改善。我们应该认清机遇与挑战。我们有能力放开恩怨往前看，默默地为后代安排母语教育，继承民族文化。 我要加一句，母校是个高等学府，她的持续的问题，基本上是个教育问题，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寻找机会使华文教育能继续发展的问题，也是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扩展国民教育，实现一个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的问题。虽然常有人故意使问题政治化，为了防止它走上这条路，我们要尽量使社会各群体都很清楚地看到并理解我们的行动，有机会参与，并能和我们分享成果。可喜的是，近年来各地区都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让华文教育得到不同程度的复苏，我们的行动必须支持和配合这种官方的做法。 （2）具体步骤 基于以上说的处理母校问题应持的态度，我提出复办南洋大学的几项具体步骤： Ａ。继续留住在东南亚地区复办南洋大学的理想，以梦境中的新南大推动今后工作，并以她作为工作的方向和模式。 Ｂ。号召东南亚校友支持华社在他们自己的居留地兴办华文大学，使它们遍地开花。 Ｃ。恳请南洋理工大学正视它和南洋大学实质上的差异，放弃自称为“南大”，并停止将两所学府的历史一体化；赞赏南洋理工大学对南洋大学成就的追求，和推行华文教学与科研的努力；支持南洋理工大学继续增强校内的中华文化气息，不断进行“南洋大学化”，使其最终能继承南洋大学的历史，承传南洋大学的使命。 Ｄ。支持马来西亚华社申办华文大学，从各方面协助马来西亚三所华文大专学院增强其素质，争取升格为大学，组织有大学教学和科研经验的南洋大学校友协助提高三所学院教学和科研素质，增进与海外名校（包括新加坡）的联系，呼吁三所学院进行合作，考虑筹办一所高质量多校园的联合型大学。 Ｅ。和在印尼的南洋大学校友建立联系，鼓励并协助印尼的南洋大学校友配合该地华社，调查创办华文大学的可行性并进行必要的后续工作。 Ｆ。关心泰国两所华文大学的发展，协助大学当局建立东南亚（包括新加坡）华文大学交流互助网络。 Ｇ。成立校友小组牵头，研究在税收制度最合适的地区设立“传承复办南洋大学”基金，接受校友和各界人士捐款，支持复校的各种活动。 （八）执行 以上所提的各个步骤可由各有关地区的校友组织带头执行。我这次的经验是单独个人要办大家的事很不容易，南洋大学的事必须由校友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校友组织不仅有能力找来足够的人力与财力，而且做事名正言顺。太多人质疑我这次做可行性调查的代表性，但没办法，校友会不承担，我只好自动干起来。 其实，我觉得各个校友会还是有能力，更有必要为母校做更多的事。大部分的校友会就是每年举行两三次的社交活动，它们也没有号召更多人参加，把圈子扩大。几乎在所有的地区，报名参加校友会的校友，往往是少数。每届全球校友联欢会，通过校友会报名的，也是少数。 校友会的社交活动，顾名思义是联络感情，增强团结，但是校友的反应却这么冷淡，可见工作还存有不少改善空间。其实，联络感情，增强团结只能是一种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校友会的活动无非是发动和组织校友，回馈母校。反应冷淡的一个因素，可能是校友会很少讨论母校的问题，以至给大家一种不关心母校的印象。公开讨论才能寻得共识，有了共识才有凝聚力。 如果校友会都振作起来，办事有透明度，校友的力量就会发动起来。到那时不管通过何种途径使母校重生，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感谢北京联欢会筹委会给我这个机会向校友汇报，让我第一次公开地提出我对解决母校问题的几项焦点性的意见。这些意见是经过听取了各类校友的说法之后，再由自己深入考虑后得出的，希望不会有惊世骇俗的作用。既然是自己考虑的结果，我对它们完全负责。 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讨论时间，清楚交待好如何执行这些建议。若讨论能达至有关的议决案，那是最好，否则，我们只能靠校友的认同，支持和自动。因为这报告后面没有组织的权威，不能强迫任何单位将之执行。若有校友会选择不介入，或许校友会以外的人士能自动地将自己组织起来。我希望今后的每一届联欢会上，都有机会听取各校友会的工作报告，让校友们了解工作的进展，提出应变的意见。 最后，谈一谈南洋大学校友对母校的问题是否有定夺权。在和校友们讨论时，我没有主动提出这问题，主要因为我要收集的是校友对复办南洋大学的意见。南洋大学的前途应不应该只由南洋大学校友来决定，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社会上还有许多群体对南洋大学有发言权，因为南洋大学是属于全社会的。要复办南大，也不能只由我们区区一万两千人出钱出力。不过，因为我们是这些群体中和南洋大学的关系是最直接的，假设校友的意见有它的现实性，是能对南洋大学的前途，起决定性的作用的。而且我们是比较有组织的，可以带头推动有关的工作。但是既然别人也有发言权，他们也可以就南洋大学的问题行动起来，特别是当我们对南洋大学的问题表现不关心，不理会自己对母校的义务与责任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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