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1909-1989) 是一个将军，一个大使，一个画家。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 他是一个安徽桐城农民的孩子，原来叫黄士元，16岁中学毕业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画，1926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获释后转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是刘海粟、潘天寿的学生，毕业后回乡任教。1934年10月黄镇随着红军主力参加了长征。当过冯玉祥的炮兵少尉，1931年，他参加了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五军团政治部的文化娱乐科科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真是多才多艺，画宣传画，演话剧扮演蒋介石，还能写抗日歌曲，又能作战，允文允武的一个好汉。抗日时曾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 1950年，他四十一岁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兼管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事务。1954年，他四十五岁被派去当印度尼西亚大使。1964年1月，中国与法国建交，这一事件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1964年，他五十五岁，中国和法国建交，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要他当首任驻法大使。在法国十年，1973年，他六十四岁，被任命为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扮演比大使更像大使的工作。 黄镇有三绝，就是诗书画 陈毅是诗人，在1952年外交部召开第一次使节会议，周总理让使节们到南京看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他们乘船去游采石矶，到了太白楼前，有人要陈毅写诗。陈毅说：“哪个有此斗胆，敢在这里作诗？那才真叫‘来来往往诗一首，鲁班门前弄大斧’啊！” 陈毅看黄镇在回国飞机上即兴写的《从南欧到西非》和《过撒哈拉》，称赞他写得不错，而且希望他能画“非洲万里行”。如果能画，会和“长征漫画”媲美。可惜黄镇没时间画了！ 陈毅题赠黄镇四句诗： 黄镇有三绝，就是诗书画，
林卫国在《黄镇大使的文艺才华》【9】写他：“在毛儿盖，他与陆定一合编了一首《打骑兵歌》，在红军中广为传唱：‘敌人的骑兵不须怕，沉着敏捷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易射杀。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坍它，我们消灭它！我们是无敌的红军，打坍了蒋贼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歌声给指战员增添了信心和勇气，使他们在数量和装备都优于我方的强敌面前，无所畏惧，敢拼敢打。黄镇还亲自编导了小话剧《塞克特(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梦》，揭露了法西斯色厉内荏的反动本质，对反动派妄图消灭红军的痴心梦想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雪山，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胜利会师。黄镇奉总政治部的指示，带领红五军团‘猛进剧社’和红三军团‘火线剧社’赶到懋功，准备在会师庆祝大会上演出文艺节目。在行军途中，他创作并导演了《破草鞋》。这是一出独幕话剧，将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围、追、堵、截的惨败揭露并讽刺得淋漓尽致，有力地歌颂了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的伟大英明和工农红军‘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勇气概。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在场的一万多名红军指战员无不拍手叫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黄镇也是一个诗人。在1936年5月他根据陕北民歌调，谱写了“庆祝长征胜利歌”： 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
1942年12月16日，刘伯承师长五十岁寿辰。他绘松竹梅石并作诗词送他： 一、
二、
1963年陪周恩来，陈毅出访欧非亚十四国，他写《过撒哈拉》： 伟哉撒哈拉，浩瀚似海洋。
1964年春又游四川，他写了《过栈道》： 千丈悬崖如剑劈，
1971年他感到在国外工作二十年，思念故乡，写了《思归》： 樱花遍地报春去，
1982年他到陕西《访昭陵》： 大略雄才李世民，
他和陈毅的友谊长远，他读到他写的“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有感写了《赞劲松》一诗： 挺立高山崖壑间，
黄镇的夫人朱霖(原名文佩卿，山西人)，也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39年9月，担任晋冀豫军区政委的黄镇，在山西省武乡县东堡村同朱霖结为伉俪。1969年作《赠朱霖》，诗感情诚挚动人，描绘他们真挚崇高的夫妻爱和同志情： 顾名乃是兄和妹，
1970年9月作《慰病中朱霖》： 依然景物少亲人，
他很会画画，8岁在当地黄氏宗族兴办的小学读书时，擅长画梅的老师杨绳武先生，见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于是教他作画。上山放牛时，他常以树枝为笔，以地为纸，练习绘画。山川林木，牛羊猪狗，瓜果蔬菜……农村中所有的景和物，都成为他描绘的对象。他还常常为乡亲们画画。12岁时，黄镇报考了桐城中学，成绩优秀，名列前茅。在桐城中学，在学好主课的基础上，黄镇在书法、绘画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水平日渐提高，在学生中崭露头角，颇引人注目。校内外不少人请他作画，有的小学还邀请他去教图画课。 1925年初，16岁的黄镇在师友的帮助下，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早在家乡上小学和中学时，他听老师讲述中国遭受列强凌辱的历史，便萌发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决心变革现实，使国家摆脱落后贫困。在上海美专学习期间，放假时他就返回家乡，主动参加母校桐城中学的宣传队，亲任队长，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发表讲演，介绍国际国内形势，披露“五卅惨案”真相，努力唤醒民众的觉悟。黄镇参加上海美专学生运动而被捕。 在1955年5月他担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期间，他写了一份自传材料： “从小特别喜好美术，在高小时就受到校长、教员和族中老画家的鼓励和培养已为人作画。入中学后，更受到中学校长、教员和同学的重视，不仅常常为人作画，并曾应邀去教小学图画。 “1925年春，得校长和美术教员的帮助，去上海考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考取后，认为初步目的已经达到了，乃专心学习（全年学费约四百元，族中公堂津贴百余元。）学习成绩很好，在上海、杭州、南京历次展览中都得到好评。第三学年（1927年），与一些同学组织了集云画会。个人主义的幻想也随之有了发展，希望当几年中学美术教员，积蓄一笔钱，然后去法国学习几年，或者同一些同学办一个美术学校，藉以继续提高自己成为画家。 “1927年冬季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时年十九。新华大学毕业后，主观的幻想逐渐碰壁。首先是和集云画会的几个同学创办的集云美术学校完全失败。接着想当省立中学美术教员也没有达到目的。但看到一些毕业而成绩很差的同学，只是因为有势力反而获得了这种职位，更增加了自己对教育界和社会黑暗的不满，经济困难，生活压迫，接踵而至。 “1929年到本县浮山中学当教员一年，因对现状不满，加上弟弟参加领导了反校方的学生运动，年终即被辞退。夏季母亲逝世，家庭顾虑大为减少。至此，乃决心离开教育界，另走其它道路。……” 驻法大使 黄镇担任驻法大使期间，促成了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及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前来中国访问。 窦应泰在《黄镇与美记者斯诺等三位著名友人的访华内幕》【8】报导：“1970年早春时节，从巴黎回国述职的黄镇来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周恩来会见了黄镇，同时向他交代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尽快促成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访华！此前，黄镇早在法国时就已接到国内发来的几封电报，每封电报都叮嘱他尽快查找到斯诺的下落。 “黄镇与斯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老朋友了。那是1936年，黄镇在陕北保安迎接过从西安来中共首脑机关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也是从那时起，黄镇和斯诺成了好朋友。 “几十年后，当黄镇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时候，中央竟然多次发来急电，要求他无论如何在近期内寻找到多年不曾到中国来的埃德加‧斯诺。黄镇意识到：中央忽然电令他在欧洲各国寻觅斯诺的下落，必然与当前的重大国际问题有关。经过几个月派人在欧洲各国寻访，终于在瑞士洛桑找到了这位离开美国多年的著名记者。 “原来，斯诺自20世纪50年代初离开美国以后，一直隐居在瑞士的洛桑。黄镇寻找到斯诺的下落后，心绪焦急，恨不得马上就见到他。不过，作为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不可能亲自飞往瑞士与斯诺会面，尤其是向斯诺转达中央邀请他来华访问的意思，这更需要考虑到斯诺本人的意见。黄镇通过斯诺在巴黎的出版经纪人从中帮忙，设法与在洛桑的斯诺进行了多次电话沟通。后来，斯诺决定到巴黎会见抗战时期的老朋友。不久，斯诺和黄镇终于在巴黎会面了，只是黄镇在尚不清楚中央意图的情况下，只能与斯诺闲聊话旧，没有流露国内准备邀请斯诺访华的意思。 “周恩来对黄镇的安排表示满意，他告诉黄镇：‘我们现在为什么希望美国记者斯诺先生访华呢？主要是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改变，毛主席对文革中的某些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有许多重大的见解要通过一定的途径传达到西方，传递到世界去。经过我们反复考虑，最后才认定斯诺先生是最为合适的信使。因为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特别是他在延安时期就与主席及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熟悉，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实现斯诺先生的访华。’ “黄镇这才对中央的决策有所了解，斯诺很可能在中国未来的国际外交活动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告诉黄镇：中央之所以选中他与斯诺联系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斯诺抗战期间到陕北后，一直是黄镇负责接待。更重要的是，如今黄镇在法国担任外交官，有与斯诺取得联络的必要条件。周恩来进一步叮嘱黄镇：‘但是，你最好不要直接向斯诺先生发出访华的邀请，因为前次他申请来华访问时曾经遭到我方的婉拒，你和斯诺先生联络和见面时，最好以老朋友的身份聊天，主要还是谈友谊，然后让斯诺在交谈中很自然地说出他想来中国看一看。千万记住要斯诺主动提出访华的要求才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方才能正式表示欢迎。’ “黄镇回到法国后，加紧了促成斯诺访华的步骤。1970年盛夏的一个下午，黄镇在位于巴黎郊区的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小楼上，正等候着一位从瑞士过来的重要宾客，他就是战争年代与黄镇在陕北结识并有深交的斯诺。 “当天下午，黄镇在官邸宴请了斯诺。席间，他提起了《西行漫记》，斯诺的思绪也随黄镇的话，飞向他心驰神往的黄土高原。这时，斯诺忽然痛楚地提及申请访华遭到拒绝的往事。黄镇马上向他解释：前次访华遭拒全是国内一小撮人在作祟，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战争年代的老朋友始终在怀念着他。斯诺听后深受感动，并为此兴奋不已，欣然表达了自己渴望再一次到中国访问的愿望，黄镇趁机向斯诺发出了访华的邀请。 “几天后，斯诺返回瑞士洛桑，便开始紧张地行动起来。见妻子洛伊斯对他的身体表示担忧，斯诺坚定地表示：我必须马上前往中国，正因为我的身体不如从前了，而且疾病也不允许我拖延时间了，所以才要愈快愈好地马上启程。斯诺不仅如此紧迫地准备行装，还要求洛伊斯随他一起前往阔别多年的中国。因为这次旅行对于斯诺来说太重要了！……” “1949年，韩素音在香港行医期间，时刻关注着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形势。当韩素音看到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历史性巨变时，非常迫切地要求返回中国内地。1956年，韩素音希望回中国内地参访的要求获得批准，并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正是周恩来与她的这次谈话，让韩素音对中共政权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在香港，她结识了一位印度籍进步人士，他后来成为韩素音的第二任丈夫。韩素音与印度籍丈夫结婚以后，很长时间都生活在伦敦。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由于韩素音的丈夫持有印度护照，导致韩素音多次渴望再回中国内地看一看的愿望无法实现。 “1970年春，韩素音从伦敦前往巴黎。这次她和丈夫一起来到巴黎，就是为访华一事专程求见黄镇。 “在友好的气氛中，韩素音坦率地向黄镇表示：‘我已经几年没有回中国了，那里是我的第一故乡。我的丈夫是印度人，他也非常想到中国去看一看。可是，由于1962年的边界冲突，除受到委任的印度外交官之外，所有印度护照都加印了「去中国无效」的字样，所以他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至于我对中国的感情更深，没有一天不想回去看看。希望黄大使帮助我们实现访华的愿望。’ “黄镇在会见韩素音之后，很快向国内转达了这位女作家的访华愿望。有关部门根据黄镇的意见，对韩素音的访问进行了一系列安排。就在韩素音在英国等候消息的时候，她的丈夫也返回了印度新德里，当面向英迪拉‧甘地夫人说明他渴望访华的意愿，得到了这位女政治家的首肯。当年秋天，韩素音和丈夫终于在黄镇的关照下，启程飞往北京。周恩来在百忙中接见了韩素音和她的丈夫。韩素音后来说：‘我相信我丈夫是1970年第一个以非外交官身份访问中国的印度人，这应归功于黄镇的鼓励。我们在中国会见了周恩来总理，谈到了印中关系。从1970年起，由于中国不断的努力，亦由于印度方面采取比较明智的态度，两国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迹象。’” 紫夕在《黄镇与基辛格》【10】报导黄镇中美巴黎秘密渠道：“1971年7月的一天，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突然接到国内指示，要他立即回国一趟。什么事，没有说。根据外交纪律，也不能问。这年4月，中国邀请在日本打球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4月9日，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抵达北京，直到11日离开，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多次会谈。 “4天后，黄镇悄然归来。 “7月16日，中美发表公告说，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这条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此后一天，黄镇叫曹桂生到大使办公室，大使秘书韦东也在。 “黄镇说：‘根据周总理和基辛格的决定，在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巴黎将作为中美联系的秘密地点……我是中方联络代表，美方联络代表是沃尔特斯。沃尔特斯近日要来使馆。这是中美之间的秘密交往。在沃尔特斯来后，你们两人负责接送、翻译，不准和任何人提到这件事。’ “‘沃尔特斯，是不是那个准备递信给我们的武官。’曹桂生问。 “‘就是他。’提到沃尔特斯，大家并不陌生。在戴高乐和法国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中美外交官常常同时出席，只是双方避免作友好的表示。 “1971年7月26日下午，戴着墨镜的基辛格在沃尔特斯的陪同下，乘坐一辆租来的小轿车悄悄来到中国大使馆。车子停在离使馆不远的拐弯处。基辛格是白天乘军用飞机到巴黎的，在法国高层领导的安排下，他绕过了海关和边防的检查。所以，除了沃尔特斯和他的女秘书，没有人知道基辛格已到了法国。下车时，基辛格将法国帽子压得低低的，随沃尔特斯快步走进中国使馆。 “接到沃尔特斯的通知，黄镇提前知道基辛格要到中国使馆。为了接待好基辛格，他立即和国内联系，询问接待方式和谈话的要求。在北京，基辛格曾对周总理说：‘如两国关系中有十分重要的事，我将去巴黎会晤黄镇大使。’因此黄镇知道基辛格此行，一定有要事相商。 “中国使馆为基辛格的到来，准备了丰盛的中国菜肴；见到桌子上这么好的中国菜，基辛格食欲大增，说：‘很高兴，又喝到茅台酒了。’ “黄镇与基辛格第一次见面，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基辛格对中国初次访问的印象，特别是对周恩来的印象。基辛格第一次去中国，在北京停留了仅仅两天，却用了17个小时同周恩来直接讨论范围广泛的问题。回来之后他向尼克松汇报说：‘我打过交道的「最令人钦佩」的外国政治家中，周恩来同戴高乐完全不相上下。’周恩来的语言能力也给基辛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放下酒杯，黄镇对基辛格说：‘中国政府欢迎你10月下半月来华作中期访问。’ “听说中国欢迎自己第二次访华，基辛格十分兴奋，眉飞色舞地说：‘上次和周恩来先生喝酒，我一直不清楚，他喝的是茅台酒还是白开水。’ “1971年8月13日晚上，基辛格第二次到中国驻法使馆来，进一步讨论尼克松访华时间等具体事宜。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访华日期拟定在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为了中国便于答复，美国提出了两个日期，供中国选择。 “黄镇想了一下，说：‘我立即向国内请示，然后向你通报。’ “1971年9月13日，基辛格第三次到中国驻法使馆，讨论尼克松访华的时间。 “黄镇说：‘我接到国内指示，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还是请你到北京后和周总理当面商定。’因为林彪事件，国内准备推迟尼克松访华的时间。 “基辛格表示同意。 “‘尼克松总统在访华前，将不同苏联领导人会晤。’喝了一口咖啡，基辛格又说，‘一旦定下总统访苏日期，就通知中国。’黄镇点头，不置可否。这是基辛格在中国面前晃苏联牌呢?!他说尼克松访华，是暗示把中国放在苏联的前面，但又说将访苏，是暗示美国和苏联之间潜在的合作。 “不久基辛格访华取得了圆满成功，尼克松访华问题也定了下来。基辛格到北京后，周总理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并表示尼克松访华前先同苏联领导会晤可能更慎重些。基辛格说，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他主张按照已安排好的程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周总理说那就1972年春天来。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飞往北京。 “尼克松访华后，巴黎作为中美秘密渠道转为公开。沃尔特斯在中美秘密渠道中作出了贡献，被提拔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1972年11月24日，中国和扎伊尔建交。第二天，基辛格来到巴黎中国大使馆，这是基辛格和黄镇在巴黎的第四次会晤。 “现在，他和黄镇已是老朋友了。尽管沃尔特斯不在，两人也谈得十分融洽。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十分重视巴黎渠道，希望通过渠道，进一步发展双边交流。’ “黄镇说：‘这也是中国的希望。’ “基辛格：‘我非常喜欢这位热情而机敏的人。’几个月后，取消巴黎渠道问题提到了桌面。 “1973年2月25日下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车子通过他下榻的国宾馆时，基辛格发现卫兵向他们立正敬礼，这还是第一次这样做呢。而且，举行文娱晚会时，基辛格高兴地发现，没叫他们看革命样板戏。 “在和基辛格谈话时，周恩来说：‘将「考虑」你所提关于设联络处的「建议」。’随着两国的政策开始朝着平行方向发展，双方日常事务大都在巴黎办理显得很不方便，很不够用了。第二天周恩来说：‘中国也应在华盛顿设立一个联络处，我预备立即讨论有关的技术事项。’ “接下来，周恩来谈了所设想的联络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联络处虽无大使馆之名，却有大使馆之实；联络处的官员享有外交特权；他们可以使用密码通讯。双方联络处主任享有大使待遇，可以办理两国政府之间的一切交涉。联络处不列入正式的外交团，反而可以使它们享受特别优待而不致于违反既定的礼宾规格。 “听说周恩来把黄镇从巴黎调回委以联络处主任，基辛格十分高兴。在基辛格的印象中，北京驻巴黎的大使黄镇是一位将军，自己同他秘密会晤很多次，不仅与他很熟，而且非常喜欢这位热情而机敏的人。基辛格很佩服黄镇善于在按照上级指示行事之余传达一些耐人寻味的意思，而且在一些较难处理的问题上，黄镇也有办法在双方关系中注入信任感。” 《长征画集》 在1972年国庆招待会，恰巧从中国来的以汪德昭教授为团长的访法科学代表团也会出席。我在一个长辈的嘱咐之下参加招待会，可以近距离看到黄镇大使，他已是六十三岁，可是精神饱满，与各种各样的来宾打招呼，他的头发有些稀疏且变灰白，平易近人给人亲切的感觉。 后来他来到我和汪德昭教授所坐的位置和我们聊天。有人问他关于《长征画集》产生的经历。他说他那时是二十六岁的战士，在长征途中，任第五军团政治部文化科长、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在长征途中，用杂色纸、破笔和锅灰做的墨作宣传画、写生画和漫画。这些画有些是画在岩石上，有些是在墙上，约有数百幅。 但是由于环境恶劣，没有摄影机或者复印机能把这些画作保留，大部分都销毁了。后来留下的25幅就被收集印成《长征画集》，作为历史的见证，让后人对长征的情形有些感性的认识。 在这些漫画中，有人物、风俗、战士生活和军事行动多种题材，其中《翻夹金山》、《背干粮过草地》、《草地行军》真实地记录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场景，《遵义大捷》、《安顺场》、《泸定桥》等反映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几次重大战役，《贵州四川的干人儿》则是对旧中国军阀统治下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血泪控诉。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穿越重重障碍冒险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了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大量的红军战士和机关干部，用掌握到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一部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取名为《红星照耀中国》。接着，这部书又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复社出版。至此，红军长征中的许多故事和经历才第一次通过斯诺的书为外界所知。 巧的是，参加编辑和出版《西行漫记》的钱杏村(阿英)在1938年很意外地通过萧华得到一批黄镇在长征途中创作的速写画的照片，共25幅，他看过后发现这些作品都是一些浸透生命热气的神来之作，认为有很大的出版价值，于是和几位朋友仿用斯诺《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风雨书屋出版了这些速写，画集取名为《西行漫画》。 当时钱杏村不知道长征漫画的作者是谁，只知道是萧华带来的，就以为是他画的，于是写上了作者萧华的名字。当年《西行漫画》共印了2000册，其中铜版纸印精装本500册，道林纸印普及本1500册。 1958年，一位热心读者偶然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西行漫画》，他被这些生动的画作所震撼，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便向人民美术出版社提出再版建议，人民美术出版社很快予以采纳，不久即以国家图书馆所藏1938年版为底本，重新出版，作者仍署名萧华。之后，他们专程拜访了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萧华（1916～1985年），请他为重版写序。此时萧华一再声明画不是他作的，说他当时在第一军团，对此情况不清楚，他推测作者“很可能是红军第五军团中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们”。故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西行漫画》无作者署名。该书为25开，封面选用一幅《下雪山》漫画。书前有萧华写的序，文尾有编后记，收录画作25幅。当时共印了2170册。 1961年，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的黄镇回国，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1899～1962年）向他提到这本画集，黄镇看了1958年的印本，证实是他长征时在红军第五军团，随手拾来大小、颜色不一的纸张，用麻制成毛笔，以锅底烟灰当墨画出来的。1962年7月，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5周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征求黄镇意见后，将《西行漫画》易名《长征画集》出版。 留法学生的良师益友 白小乐是1965年由高教部派出的留法学生之一。由于当时兼任巴黎地区学生会秘书和班长工作，与黄镇同志有些接触。在《黄镇和留法学生》【11】他写耳闻目睹黄镇的往事： “我们在法国期间，黄镇同志作过多次报告。他作报告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越讲越有劲，讲到动情处还不时的配合手势。大家的思绪都随着他讲解的内容跌荡起伏，在出神入化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上世纪60年代，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我国驻外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处于国际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和国家间争夺人才的焦点上。各种用心不良的诱惑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对于驻外人员的政治品质和革命意志的考验是非常现实的。因此，使馆党委非常重视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有计划地开展了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在黄镇同志的倡导下，1966年夏天我们参观了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法勤工俭学时活动过的地方。革命前辈那种不远万里，艰苦跋涉，探求真理，为国为民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特别是参观一家咖啡馆时，意外地得悉当年周恩来、陈毅、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个咖啡馆前的留影事宜。虽历经人间沧桑几十年，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并且老板娘一代接一代地寻觅着照片上的主人。这位普通法国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使我们非常感动。 “黄镇还要求我们从外国的文化精华中学习有用的东西。他提醒我们说，法国是一个有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要很好地利用这个条件。他亲自带领我们参观卢浮宫、枫丹白露纪念馆等。我们还先后参拜了《国际歌》词作者、伟大的诗人欧仁‧鲍狄埃墓，以及最后一批巴黎公社社员英勇献身纪念处──公社社员墙。我们还经常学唱《马赛曲》、《起义者之歌》、《出征歌》等法国体现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歌曲。 “使馆党委还教育我们要注意从本质上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要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最难忘的是组织我们参观位于塞纳──马恩省的枫丹白露纪念馆中的中国展品馆。这里收藏有中国明、清时代的珍贵文物上千件，比如，绘画、漆器、瓷器、香炉、金银首饰、牙雕玉刻等，这些展品件件精湛，价值连城，都是当年殖民主义者侵略掠夺中国的产物。只要身临其境，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一下子涌入心头。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件光洁无比的特大水晶球和那件雕刻得十分精密的象牙球，真是巧夺天工，精妙绝伦。黄镇站在那两件稀世珍宝面前，久久未能离开，激动地说：‘像这样的稀世之宝，世界上绝无仅有！’然后他转向我们指出：‘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啊！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走富国强兵的道路。’我们都默默地记在心上。” 离开法国回国 在1973年3月，他64岁，他离开法国回国结束驻法大使的职位。 法国总统蓬皮杜夫妇、外交部代理部长贝当古夫妇都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午宴。 马尔加什驻法大使、亚非使团团长拉科士在午宴的讲话，非常准确形像描绘了黄镇： “我不是向一位将军讲话，这位将军是一位爱国者，他为了他的国家的独立真正进行了战斗；我不是向伟大的毛泽东的战友讲话，他们由于一种几乎是神奇的努力，出发时几十万人而到达目的地时只剩下两三万人，他参加了这个长征；我是向一位大使讲话：我回忆起九年前你到达巴黎来，是担负着如何重大的使命。当时，你们国家的处境是困难的，对你们存在着不信任。但你和你的夫人，由于你们的耐心，渐渐地，你们使大家了解了你们的国家，了解了你们国家的真实面貌。 “在法国，无论是在人民群众中间──我夫人和这些群众接触密切──还是在所谓的资产阶级当中，人们对你的谈论是一片赞扬。 “一位法国的高级人士对我说，你是在巴黎能找到最好的大使。你有一颗赤子之心，非常富有人情的心，一颗巨大的心。 “我回忆起，你在我那里吃过饭之后，是如何自发地和普通的人们，和我的孩子们握手，而且丝毫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你是第三世界的捍卫者，在中国为第三世界所做的事情中，你是参与者。 “法国谚语说：人之离去，好像消失了一样。我们不相信这句话。因为你走了，你仍然活跃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希望你继续做为第三世界国家在毛泽东身旁的代表。 “我代表所有曾受到中国帮助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表示感谢。” 1984年1月6日中法建交二十周年前夕，黄镇发表了《庆祝中法建交二十周年》的文章，回顾了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及经济、科技的合作： “1973年我奉调赴美工作，但我高兴地看到中法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的合作和交往继续得到发展。 “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访法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决定成立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两国外长不定期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这些都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首创。 “1979年，我国总理西欧之行首先访法。1980年邓颖超副委员长率领人大代表团访法，大大增进了两国友好关系，实现了周总理生前未能实现访法的愿望。法国政府为了表示对周总理的情谊和中法友好，在周总理20年代住过的旅馆隆重地举行了仪式，安置了永久性的周总理铜像牌。 “良好的政治关系，带动了各方面的合作。现在两国不但贸易额有了可观的增加，而且已从单纯的商品贸易发展到成套设备和技术转让，开始了合资经营、补偿贸易等多种合作形式。法国是同中国签订长期经济协议的第一个西方国家。两国还签订了科技协议、金融财政协议等多种合作计划。 “我担任文化部长和外交委主任期间，对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深为满意。从交换留学生到互派学者讲学，从艺术团体互访到合作排练古典名剧，从体育团体互访到互派教练，对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起了良好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的劫难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活动来到巴黎的大使馆。 两个工人把楼下的会客室的四个小天使浮雕给砸了三个。黄镇气得骂：“败家子！这么高级的浮雕就三锤两锤给砸了！要是你们家的，你也会得砸了吗？” 一个工人说：“国内延寿寺的明代千眼铜菩萨都给砸了，砸几块浮雕算什么？” 过几天，半夜大使馆接来电是法国居民申诉说，中国留学生整夜不睡觉，大声吵闹，周围邻居受不了，住在楼下的就用棍子捅天花板，敲暖气片，都无济于事。这些十七八岁中国的高中毕业生来法国大学学习，这时不学习，像着了魔，说国内运动轰轰烈烈，他们在国外也要闹革命，教育制度必须改革，否则他们会变成修正主义的留学生。 黄镇只能建议这批留学生回国，国内批准。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路经莫斯科时去红场向修正主义的老大哥示威，结果被苏联警察揍打。留在巴黎的学生得到这讯息之后，又跑到苏联驻法使馆门前示威。 黄镇去劝阻他们：“不管是你们还是我们，维护国家的利益的目标是一致的。你们一定要遵照中央指示，在回国前坐下好好学习……” 可是学生反驳他：“读这些资产阶级的书有什么用？” “那你们就读毛选，读马列。” “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贫下中农说得好：书读多是驴！我们要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黄镇求这些学生：“你们听我一次话好吗？不要出去闹……” 可是学生不听，执意要去苏联使馆示威。学生还没到达目的地，就被法国警察拦住，挨了打，还被抓起来，关进了歌剧院的地下室。 黄镇向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夏纳克打电话，希望他们能放人。第二天法方用囚车把学生送到奥利机场，送他们回国。 1966年九月下旬，中国的青年文艺小组来法国访问，在巴黎有名的剧场演出。可是演员跳舞像木偶，道具是刀枪之类，还有念语录。法国观众觉得这不是艺术，于是发出嘘声，抛帽子，敲椅背。 黄镇看了低头叹气，真是无地自容：“过去国内来法演出那么多节目，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毛主席在法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被起哄，喝倒采的情形我还是第一次。” 七月，黄镇回到北京。造反派第二天就让他背语录。他背了“老三篇”。接着留学生开批斗会，黄镇承认自己不民主，向他们道了歉，学生们都很谅解，还让他和他们一起在天安门照相留念。 可是外交部墙头上贴了这样的“勒令”：
《“将军外交家”耿飙黄镇文革沉浮录》报导：“黄镇每天早上8时，来外交部打扫厕所。他干得极其认真，蹲在潮湿的便池上，用去污粉用力擦洗尿碱，腿脚蹲得麻木了，便站起身来活动一下，然后又蹲下去继续干。造反派并没放松对他的围攻。10天里要批斗3次。每次批斗会上，都厉声喝斥，连连逼问，黄镇被强迫低着头。慢慢地，他耳朵里混沌一片，他闭上眼，让嘴对着心大喊：‘主席啊，你可知道你的老兵正在挨「小兵」的整，整得狼狈不堪……’ “随着耿飙、黄镇的问题上升到‘耿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天天上台挨斗，在他们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4位大使，被扣上了‘耿黄反党集团’的‘四大金刚’的帽子。造反派呼口号，耿飙、黄镇等挨斗的人也随着举手，可是喊到‘打倒耿黄反党集团’时，他们就不举手。 “造反派冲着他们喊：‘你们为什么不举手！’ “黄镇低着头：‘我没有权利打倒自己。要是主席、总理说打倒我，我马上举手！’ “9月1日，周恩来出面讲话，指出外交大权不容旁落，外交部要‘批极左，抓坏人’。形势缓和了一点。耿飚、黄镇等26位大使上书周总理后，周总理马上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在得知耿飙、黄镇因写大字报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后表示：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错，而且反得对，反得好。什么‘反党集团’，又是什么‘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简直是乱扣帽子。 “那时法国使馆又闹起‘政治风暴’。连毛泽东都急了，问周恩来：‘快让黄镇去管一管呀！’周恩来面有难色：‘他还没解放呢。’ “‘快让他解放呀！’ “1968年9月18日，军代表说：‘毛主席让解放黄镇。但必须作深刻检讨，斗私批修，取得造反派的谅解，然后才能恢复工作。’军代表找他谈，要他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黄镇就是不承认，提出要么照过去检查的稿子念一遍，要么不讲。军代表就让朱霖帮助做工作。可黄镇一检查，只承认不民主，不讲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黄镇好不容易过了关。不久，耿飙也从‘牛棚’解放出来。 “1969年4月，‘九大’正在加紧筹办。有一天，耿飙忽然得到通知，作为外交部的党员代表去参加‘九大’。‘九大’公报发表后，外交部人员敲锣打鼓上街庆祝，黄镇也在行列里。忽然有一个人告诉他：‘黄大使，祝贺你当选为中央委员。’ “黄镇不信：‘我当什么中央委员，我连大会都没参加。不要弄错。’ “‘广播里都广播啦！’ “‘你肯定听错了。大概是王震同志……’ “1967年下半年，是黄镇同志政治生涯的低谷时期。那时他被江青一夥打成了‘耿（飙）黄（镇）反党集团’，每天到外交部机关打扫厕所。在他最需要有人理解的时刻，留法学生一批又一批地来到他的身边，与他唠家常，听他讲故事，邀请他们夫妇一起到公园游览散心。他每逢见到这些朝夕相处的学生，心情都非常激动。他从这些无私无畏的青年人身上看到了真情，增强了信心，燃起了希望之火。 “1968年9月，黄镇同志重返我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岗位，这是党中央对他政治上的高度信任，也是众望所归的具体体现。” 中美建交 从1971年到1973年负责与美国代表秘密访华的联络工作。1973年黄镇以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身份，赴美开展工作，促进了中美双方相互了解，推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黄华说黄镇大使“刚直坦率、光明磊落”。 1975年12月2日下午4点15分，黄镇陪同福特，季辛格会见毛主席。毛主席身体不行，步履蹒跚，走路挪动双脚，问候美国友人发出很响的喘息声。 当福特说：“我很好，我希望你也很好。” 毛主席指双腿：“我不好！我有病！” 福特对毛主席和中国领导谈判的情形：“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关系问题。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努力，来取得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主席笑着说：“我们没有本钱，就是放空炮。” 众人都笑，福特摇摇头说：“我不相信。” 毛泽东开玩笑说：“就是骂娘，我们有点本钱。” 毛主席当着福特的面指示黄镇回去美国再两年。 周总理去世之后，“四人帮”要斗垮邓小平。江青曾召见黄镇问他：“你与邓小平的关系怎样？” 黄镇说：“很早就在一起工作。抗日时在太行山又在一起。他任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副主任。我先任宣传部副部长，后任民运部长。 “以后他调到129师任政委，我先任晋冀豫军区政委，后又任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师长是刘伯承同志。我到外交部以后，同他见面的时间减少了。” 江青说有人说他与邓小平连在一起，要他写揭发这些人的材料，让主席看，对他有好处。 黄镇说：“肯定他们不可能把我同邓小平连在一起，因为我没有做过某人讲的事情。我按主席的指示办，我不能写材料去干扰主席。” 回家后他写了底下的感慨：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沉着！沉着！冷静！冷静！ “谣言总是有人造的，有人信的，谎言蜚语总是有人传的──人们对你的误解，可能有；一时可能很多；幸灾乐祸的也会有的。但同情的人会更多！真理最后总是要胜利：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到了时间，谣言必然烟消云散，真理大白。尽管狗在那里叫，骆驼队总是继续前进。” 而当时的中国正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充满了动荡不安。 黄镇回到美国驻美联络处。刚刚卸任返美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布什和夫人芭芭拉邀请黄镇夫妇去华盛顿布什的家。 布什家的会客厅墙上挂了邓小平的像。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知道中国还在“批邓”，可是对黄镇他却谈对邓小平的敬佩。 他亲眼看到了邓小平向能言善辩的季辛格发动攻击，用韧和柔两手就像毛泽东说的“棉里藏针”，把恼火的季辛格压得语气要缓和，冲动的感情要抑制。在私人午餐上，邓小平表现他的宽容：“中国将永远欢迎你，即使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布什说：“我看他有可能在毛和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 陈敦德在《起航在1979：中美建交纪实》报导：“1973年，黄镇以我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身份，赴美展开工作。他被‘四人帮’视作邓小平的人，‘四人帮’对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由于1975年1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福特总统时说‘要黄镇再干一两年’，他们没办法撤他，就换用手法拉拢他。” 1976年3月下旬，黄镇正在做返回华盛顿的准备。当时，邓小平已经被停止了一切职务。黄镇也参加过了所谓‘打招呼’会议。一天晚上，江青通知他和外交部两个副部长韩念龙、仲曦东一起去谈话。他们三人一起乘车来到江青所住的钓鱼台10号楼。江青很是得意，一副胜利者的神态。她拿出一份材料，叫他们三人看了，说：“这份文件是主席圈阅同意的。文件上说到的两个人在外交部做了很多坏事，和邓小平搞到一起，他们的关系应该查清！你们要给主席写揭发材料，写好交给我转主席。” 黄镇首先表态：“我长期在国外工作，对外交部的情况了解很少，没有办法写。” 江青就说：“那你可以写写他们在联络处怎样整你呀！” 黄镇冷静地说：“主席对联络处的问题已有指示，要我们开一个团结的会议，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关于联络处问题，部核心小组正在开会，开完会后，核心组会给主席写报告的。我在主席接见尼克松女儿之后已经向主席表态，主席很高兴。现在我不能再写材料去干扰主席。” 江青拿出一份某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批邓的发言，指给黄、韩、仲三人看，并特别对黄镇说：“你看，人家把你和邓小平连在一起。我在那次会上还批评了他们，我说黄镇那样大年纪，在国外工作那样久，是很不容易的。你应该写揭发他们的材料。主席在上面画一个圈，对你就很有好处的。” 黄镇态度依旧：“他们不可能把我同邓小平连在一起。因为我根本没有做过某人讲的那样的事情。” 江青看黄镇不买账，恼火了：“你怎么这样自信？” 黄镇不卑不亢地说：“我按主席的指示办，我不能写材料去干扰主席。” 接着，韩念龙、仲曦东也对江青表示了没有什么可写的。 黄镇和朱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返回驻华盛顿联络处的。等待他们的是国内发来的一连串要在联络处组织“批邓”的指示文件。联络处的正常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一些紧跟“四人帮”的人在联络处搞起极“左”的一套。同时，他的一举一动，也受到一些极“左”派的严密监视。在联络处办公桌的日常文件当中，黄镇看到有一份追查张建华的“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他心里骤然一惊，几乎吓了一跳。 张建华是联络处的商务参赞，是最早跟他到联络处来的老同志，为向国内引进经济与技术合作做了许多贡献。在江青借美国厂家送玻璃礼品制造的“蜗牛事件”中，张建华实事求是地作了澄清，使很多同志免遭政治迫害。老张因为不满“四人帮”的丑恶行径，在美国暗中搜集维特克来华访问江青后回国写的有关剪报和书，不慎被人发现，写了材料上告，揭发老张“秘密搜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部里就发来指示要严加追查。这在国内，是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他知道在国内很多知道江青底细的人，横遭迫害，被关进监狱。 黄镇找韩叙副主任和朱霖商量，布置了保护老张的具体步骤。但是，他也被人写材料上告，告他帮助张参赞“蒙混过关，整中央领导的黑材料”，并列举种种材料，要查清他与邓小平、胡耀邦的黑关系。 国内来电指示，要联络处组织“批邓”。开会的时候，许多人都不想发言。黄镇对邓小平当然十分了解，不愿意昧着良心“批邓”。在联络处发回国内向外交部党委和中央表态的电报稿中，他将所有“批邓”的字句都删掉了。他说：“凡是经我批发的文电，决不允许出现‘批邓’的字样！” 国内有人将黄镇在联络处的所作所为当作“右倾翻案”的典型，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发言披露，以争取姚文元的同意，以便在外交部或更大的范围里进行批判。姚文元惧于毛泽东说过驻美联络处还要让黄镇负责，就推说材料尚不够典型，往后推一推再说，再没有动黄镇。 1989年去世 后来他在1977年12月担任文化部部长后，掌握政策，彻底清查了依附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解放了大批干部和文艺工作者。 范中汇和刘海风在《黄镇在文化部平反冤假错案》透露：“文化部系统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遗留了不少冤假错案，如反右斗争扩大化造成的错划右派问题，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受害最深，打击面甚广。从1977年12月到1978年8月清查‘四人帮’工作基本结束，新成立的文化部党组提出需要复查的林彪、‘四人帮’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1957年反右时错划的右派，以及其它需要复查的案件，共有2900余件，其中不少案件在全国都是有影响的。在文化部系统1.1万余人中，平均大约4个人中就有1个人涉及。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黄镇说：“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彻底地解决，就是不安定团结的因素。党的政策如不能在这些同志身上落实，一些疙瘩不解开，文艺界的积极性怎么能很好地调动起来？文艺工作要搞上去，就很难实现，就要影响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在黄镇和部党组的积极而踏实、细致的工作下，从1978年初到1980年底的3年中，涉及人的冤、假、错案，共核实和复查了2882件‘文化大革命’及以前遗留的案件，其中复查纠正了414个错划右派。对于上级移交来的原中央专案办搞的有关文艺界的30多起案件，以及包括15名部级干部案件，也都一一作了复查处理。 黄镇始终把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作为大事来抓，深入实际，亲自做调查研究。他在处理群众来信和接待来访中，对于提出要求申诉的案件，他都及时批转给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调查处理。他还有意识地抓了几个典型，以推动整个落实政策工作的进行。 他对遭受过迫害、不公正对待的同志充满了同情。当他在一次会上听到汇报‘四人帮’的打手们在聚光灯的强烈照射下将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电影艺术家张海默活活打死的罪行时，气愤得两眼通红，心疼得直掉眼泪。他明确指示，一定要把这个案子作为典型，在大会上公开为张海默平反昭雪。 黄镇1929年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曾在故乡浮山中学担任过美术教员。1980年11月，一个枫叶满山的日子，将军回到了阔别51年的浮山中学，抚今思昔，浮想联翩，口占五律一首《探浮山中学》： 故园秋正好，万里探亲朋。
黄镇住在北京小羊宜宾胡同里的一幢普通、古老的房子，已经年久失修多年（黄镇一直艰苦朴素不同意翻修）。 1989年12月5日，因前列腺肥大症，入北京医院治疗。12月10日在前二月手术治疗之后去世。 他八十岁逝世，太行山人民迎回他的骨灰，安葬在河北涉县赤岸刘伯承之师纪念亭旁。人们还立了他和刘伯承之师的塑像在将军岭上。 骨灰安放的石基上矗立了大理石的纪念碑，前面刻着‘黄镇同志永垂不朽’，背面有‘革命先驱，征途未搁丹青笔；艺坛巨匠，遗迹仍留翰墨香’。 2008-05-13──2008-08-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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