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陈景润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1996)是中国数学家，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及人大主席团的主席之一，他的名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可是由于许多人很喜欢加油加酱、涂脂抹粉，流传的故事有许多是歪曲他的形像的。

　　陈景润是一个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时也会做出一些幼稚可笑的事，但是在经过歪曲加工的故事里的他却变成了一个怪诞的与众不同的人。

　　几千年来，中国一些文人对于有成就或创大业的人，肆意宣传是天赋异禀或是天降神物，结果本来是一个普通活泼会犯错误的人，却要变成一个半神或神，不会犯错误的超人，于是社会形成两个层而，下面是广大的浑浑噩噩无知的“群氓”，他们要顶礼膜拜上面的一小部分能歌舞升平、享尽富贵鱼肉良民的“诸神”。

　　连1000年前我们伟大的诗人李白，由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识面广而能写出许多活泼有生气的诗，后人就牵强附会说这个“诗仙”是文曲星下凡，是“神”不是人。难怪他在写《将进酒》时要长太息以流涕，哀叹道：“古来圣贤皆寂寞”，因为一变成圣贤就意味着和广大的人民距离远了。

　　我们的陈景润在特意关怀之下，也变成了一个圣贤。全中国到处流传关于他的故事，例如远在中国南疆的海南岛的一个穷乡僻壤的老太婆对诲外回来的亲人说：中国出了一个大数学家，这个人是很怪，专门蹲在茅坑上研究数学，他的大定理就是这样发现的。

　　我们的民族有一个可爱的特点：做事喜欢“一窝蜂”，有样学样。(这里有电影为证，在外国人拍的著名的《愚公移山》电影里，就有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只要有一家今天买鱼，其他家也跟着买鱼来烧。明天炒韭菜，大家也跟着炒韭菜。当然熟悉中国内情的人可以举更多例子。) 于是有许多条件不太好的傻小子。竟然相信蹲茅坑可以读好数学，也在里面不怕臭味蹲了半天。

　　有些少年儿童听到陈景润拼命苦干的故事，于是向他学习，课间操不做，驼着背拼命在钻难题或做习题，不懂怎么样劳逸结合，把眼睛和身体损坏，结果要“体育日报”的记者去专门访问这位从来不懂得做体育运动的数学家谈体育和身体好的重要性。1979年初，我在美国普林斯顿研究所见到景润时，我就取笑他：“言不由衷。”景润说：“我不希望少年学我，把身体弄坏，他们应学雷锋叔叔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有一位教授的孩于，在数学比赛中得到名次，他现在课间操也不做，就是钻数学习题，他家的物质条件较好，不做运动不要紧。我们有许多孩子营养不是那样的好，活动的空间不多，不做一点运动，身体很容易损坏，长远看来是对国家不利的。”

　　在1979年初，由于一些关心中美科学文化交流的人士如陈省身、杨振宁等教授的努力安排下，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了陈景润与著名的拓扑学家吴文俊先生一起来那里作短期研究和演讲。

　　陈景润的身体是不太好，在出发前一天还是在医院里疗养，到普林斯顿后，他看到那里有许多图书的资料，非常的高兴，整天就是埋在研究所的图书馆和办公室，做他的研究和学习。他觉得从老远的中国来美国是很不容易，有这样好的学习条件，不好好地学习，不获得成绩，将会失去祖国人民的厚望。

　　景润在留美期间，除了参加一些热情的华裔科学工作者的邀请吃饭外，从来不花钱在外面吃饭，自己动手煮饭。他很爱惜时间，他也对研究所给他的钱珍惜，他想到自己的国家穷，现在要向科学进军，可是自己所属的科学研究院的图书馆却还是很缺乏书籍，买外国书籍需要许多外汇。他在留美期间省吃省穿，也不花钱去电影院看电影，结果回国后把一分钱一分钱省下的7500美元全部送给科学院作为购买书籍之用，他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是值得人们尊敬的。

　　可是在他还未回国之前，竟然有以梦想打倒他的“钢铁工厂”和“制帽公司”的夥计们，散布了这样的谣言：“陈景润不回中国；他已变成美国人了。”这谣言传布之广和速度的确是惊人，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听到这样敏感的消息，赶快打电活通知美国的同行调查此事。

　　有记者打电话问普林斯敦研究所的负责人，负责人否认有这样的事；问陈景润，景润生气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我还要回我的祖国。我是一个中国人！”就把电话挂断。

　　法新社的记者还特意打电话问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士，要证实此事件。国务院的官方人士说：“没有这一回事，我希望你们不要登载不符合事实的消息，这会妨害中美的友好关系。”结果证明这是别有居心者散播的谣言。

　　这个事情弄得景润心情很不舒畅，这种魑魅的伎俩是可卑和可耻。但他很快又忘掉这一些，又专心钻研一些较难的问题，要把成绩汇报祖国。

　　景润初来美国时我曾见过他，这事件发生时刚好我到普林斯顿研究所看望在美工作的年青优秀数学家之一萧荫棠教授。本来我想去安慰景润，但萧先生讲还是让他安静地搞他的工作。我想想也对，就没去见他。

　　1979年9月初，景润被法国的高等科学研究所邀请来法做研究和报告他的工作，我在巴黎又见到他。我对景润提起这件事，并且表示在那段他难过的日子，我没有过去看他并安慰他，事后觉得是做错了，心中感到不安。他紧握我的手，表示感激，他说：“这个事件流传很广，中国几个省的人都知道：我去开人大会议时，还有一些人大代表跟我开玩笑说我是美国代表。这样的谣言很不好。”

　　是的，套用中国的术语，这种谣言就是要“破坏安定团结”。

　　在1979年9月31日，我和许多旅法华侨坐在“互助之家”的大厅观看回顾中国这百年来历史的纪录片：《光明的中国》，在这纪录片里就拍到陈景润的一些事迹，他怎样辛勤地在图书馆读书，他写的数学论文手稿等等。把他比喻像科学园地里一只辛勤的蜜蜂。

　　在10月1日的下午，我和许多法国数学工作者及大学生在著名的庞加莱研究所听景润对他的工作的报告，随他而来的研究生小丁在黑板上抄写一些英文句子，定理，符号公式，景润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感谢你们的邀请，我能来这里介绍我的工作，我感到很高兴。我的英文不好，讲错了请你们原谅。”

　　大家对景润的坦白很是感动，虽然他的声音微弱，整个演讲厅鸦雀无声，可以听到他的讲话，许多人早从法文读物知道景润过去的一些遭遇，对于他不能很好地大声讲的缺点是可以谅解的。

　　当我坐在那里一面听他讲，一向看手中分到的讲稿摘要，我的思想却没有停留在这些复杂深奥的公式上，而是飞到过去的日子，我回想了他过去的经历。

　　脑海突然浮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德国纳粹，领导反法西斯队伍的法国民族英雄截高乐将军的一句话：“困难，对于有个性的人，特别有吸引力。一个有个性的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才会真正认识他自己。”是的，景润的确是个有个性的人物。

　　景润在1953年从厦门大学毕业，他当时为了解决一些著名的数学难题，为了不要分心，设有注意他周围发生的事，很早就给人戴上“白专”的帽子。

　　他的一些研究论文很受华罗庚(1910─1982)的赏识，要把他从福建调到北京的数学研究所工作，可是在那时期又有政治运动，一些人以思想问题阻止他来到北京。后经华罗庚力争之下，景润才在1957年来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华罗庚搞的数论小组原本有许多学生，后来大部分党员出身的都转到应用数学去，现在全中国属于华的学生而还搞解析数论的只剩下王元(1952年大学毕业) 和陈景润这两个人。在研究队伍中，他们可以说是孤军作战。

　　景润开始对数论一些著名难题进军，由于他专心于数学，自己的生活也不懂得处理，他在数学所是著名邋遢的人。他只管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其他什么事都全不关心，在有政治运动时，他又不置身于政治运动当中，于是一些以“政治”为重的人对于他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不满了。

　　他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在哥德巴赫问题上有一些突出的成果，(关于此问题可参见拙著《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第一册里的“趣味的素数”一文。) 可是在文革发生后，景润被批为“安钻迷”──安于高楼大厦(在研究所里)，钻洋纸洋书(中国科技落后，新中国成立科技书不是翻译外文就是原本厚洋书)，迷成名成家。于是对一个在数学上有贡献，他的成就为中国带来荣誉的人，头上却被戴上了“白专”的帽子。

　　关心他的研究所所长华罗庚被一些公然违抗周总理指示的红卫兵抄家，而且还被揪斗，有些人还想出这样的毒招：要学生出来斗老师。逼迫这个曾被华罗庚栽培的景润在数千多人的大会上斗华罗庚，景润假装肚痛进厕所，然后乘人不备跑走，不想批斗自己的老师，可是他能躲到那里去呢？他靠在篮球场的架子下，耳朵听到上面扩音机传来的声音：“陈景润逃跑了，把陈景润捉回来！把陈景润捉回来！”他眼泪不断的流了下来……

　　华罗庚被斗的消息还好被周恩来总理早发现(事实上当时南斯拉夫的记者把这消息传到全世界，周恩来从外国新闻中知道此事)，马上由毛主席及周总理出面保护他，并把他转移到安全地方，没有受到更多的凌辱折磨。

　　景润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被人辱骂为“白痴”，“社会主义社会的寄生虫”要受到种种的折磨和凌辱。他本来不健康的身体这时是更加坏了。可是他还是想学习和研究，不能搞数学了。他拿起《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来学英文，可是不久这本书被人夺走不让他读。

　　有一次在批斗他的大会上，人们发现陈景润突然间有进步，不断的手写人们批判他的话，全神贯注。有些人还说陈景润已受教育了。可是人们后来发现，景润写的全是不好懂的数学符号和公式，原来在斗他时，他想到数学问题(忘记了就是因为研究数学他才遭殃)，聚精会神地想和算，忘记了当时人们是在批判他， 批判他的人看到这种样子真是啼笑皆非。

　　我曾问他，以他这样著名的所谓“白专典型”，怎么又会成为人大代表呢？景润说据他所知道的，“四人帮”把批判他的许多材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却说：“景润虽有缺点，还是应该爱护，应该帮助他。”

　　而周恩来总理对于自己国家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科学工作者是非常关心的，为了能让更多这样的人能参与国家管理事业，周恩来提名景润当人大代表。

　　当时为了这什事，周总理曾亲自几次打电话给副总理华国锋(当时他负责科学院的工作)，科学院的常委第一把手原则上是同意景润当代表，但是许多人却反对不想让他当代表。结果科学院的党组织不通过他当代表。

　　为了不要让这样棘手的问题使许多人纠缠不清，引起争论浪费时间，为了整个国家命运着想，周总理觉得景润要成北京地方代表太难，于是把他转移成为天津地方代表，并且把景润直接放在自己附属的小组里，这样能够对他照顾保护，关心他的成长。

　　景润谈起周总理是非常有感情。周总理在那最困难的10年，不顾个人的安危劳累，要稳定局面，要保护许多受冤屈的人，忍辱负重，餐风宿露，能通宵达旦地工作，把全身心血献给国家、人民。

　　周总理不许红卫兵搞抄家，搞人身折磨，但一些人却阳奉阴违，对许多著名的文化及科学人士搞抄家、搞突击。比方在“科学院”就有人对华罗庚抄家，令他非常气愤。而林彪和“四人帮”的党羽对周总理还要迫害，在他的办事处前闹说他是：“两面派，调和振”，妨碍他的工作。

　　如果不是毛主席及周恩来出面保护许多人，这个国家的许多忠良精英就要消失了。景润告诉我他最后一次见周总理的故事，那是1975年四届人大小组会议，也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在公共场所露面。

　　在那一次人大会议有许多年青代表，周总理见到天津小组的一位青年代表，就关心地问他的工作情况。这个青年讲他是在宾馆工作，周总理问他有没有外国人住宾馆，这个年青人说有。周总理问他会不会讲英文，这个青年人说不会。周总理说：“那么就应该好好学习英文，这对沟通思想促进国际友谊是很有用的。”

　　“我为什么要学英文？英国人美国人不学我们的中文，我为什么要学他们的英文呢？我不懂英文，也是照样干革命！”

　　周总理就很和蔼地对这年青人讲：“毛主席的年纪这么大了，他关心世界的局势和革命，每天还用功的学习英文。你们年青人好好学习外语，对国家科学建没、对促进世界人民的友谊等都是很有用处的。”

　　周总理那一次接见他们，身体很明显地比以前衰弱许多。一些摄影记者要拍摄他的相片，周总理却提议去拍其他人，不要把镜头集中在他身上。周总理很坦诚地讲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说他已经动了几次手术，癌症细胞已经扩散，他留在人世间的日子不久了。

　　许多人看到他病得这么重，还为国家操心，还对一个普通青年的思想情况注意，不禁感动得流下眼泪。他的光辉形像铭刻在景润心里。

　　70年代中期，我在海外听到这样的小道消息：新华社开始介绍景润的数学成就(不是恶意那类) 是在毛主席讲“应该好好照顾他”之后，于是江青召见景润，并且叫卫生部副部长对他检验身体，把他送到温泉去疗养，非常照顾。

　　我问他是否属实，他否认这回事，他说他只见过江青一次，是在这样的情况：有一次江青突然跑来科学院，说是：“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看到角落的景润并不认识他，问钱三强：“这是你们科学院的人吗？”钱三强回答：“不！他不是科学院的人。”于是江青不再理睬他。后来江青走后，一些攀龙附凤思想重的人就讲景润：“唉唷唷！主席夫人想和你讲话，为什么你不和她讲，并且自我介绍。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真是可惜。”景润回答：“她都没有和我讲话，我为什么要和她讲？”

　　景润病重在医院，“四人帮”党羽迟群有一次大摇大摆来看他，要景润写文章揭露华罗庚。迟群用心恶毒要挑拨他与老师的关系，然后再来对付华罗庚，说：“你是大数学家了，华罗庚偷窃了你的成果。”景润不是那么幼稚可以被他骗。他否认他敬爱的老师有这样做法，而且还说华所长对他的成长及研究倾注了许多心血，绝对不会有那种事，坚决不写。

　　迟群目的达不到，恼怒在心，出去病房后下命令不许任何人探望陈景润，要见他一定要持有盖科学院几个大印章的批准信，可是这样的印章却掌握在“四人帮”手里，因此景润病在医院，孤苦地过日子，没有一个人能探望他。

　　景润虽是人大代友，一点实权也没有。人大委员长朱德逝世，“四人帮”也不发信给他，他连想去见遗体致哀的机会都没有。病了想去医院看医生，叫一辆车都找不到，要他自己去挤公共汽车。

　　有一次江青的一个卫士来看景润，要他写对江青的“尽忠信”，做一个“歌德派”，可以给他当“数学研究所所长”。我说这是荒唐不可能的事，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不容易，不是单单只会数学就可以负责，研究所还有许多人材及老前辈，由景润你来当所长，我想没有人会心服。景润解释，这事是真的，“四人帮”为了结党营私扩大自己的势力，对于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不学无术的人，都可以准备封当教育部长，像他这样已出名的人更是可以拉来装门面，就算他当所长也是后面被人操纵。结果景润一个字也没有写。

　　在搞所谓“反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四人帮”要景润写批邓小平的文章。景润看那些分发要阅读的资料，发现许多是歪曲邓小平的话，比如邓小平就曾经说过，像景润这样所谓的“白专”，还是对国家有贡献。可是“四人帮”却说：“邓小平讲白专对国家是有贡献”，把他的原意完全歪曲：景润不写，回答说：“我不会写东西。”“四人帮”说：“你不会写不要紧，我们有记者可以写，然后就用你的名发表。”景润坚决不写，也不许人家冒他的名写这些违背良心的文章，这样他又得罪了一些人。

　　打倒“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不是“臭老九”了，凡是为国家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的人们，再重新受人尊重和肯定。陈景润不再被当作“社会主义寄生虫”，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英雄”，国家要给他及其他科学工作者非常宽敞舒服的房子住。

　　可是景润却仍然要住回他的那间小房间，不想搬进那高级的房子。他认为在中国许多为自己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他们的居住条件很差，他们多数家中人口又多，而他自己又是孤身寡人，没有理由要住这么好和大的房子，他把房子给其他比他还需要的人。他说等大家都有好房子住了，他才来住好房子。你说他的想法是否可爱和可敬？(希望你不会说这是愚蠢的想法！他看问题倒是看得清楚。)

　　正当社会上刮起“物质享受”的歪风时，景润却仍然是那个景润，不要向国家要什么“电视机票”等等，他什么票也不拿，他不要凭借人民给他的地位搞什么特殊的物质享受，他和一些忠心耿耿于科研工作物质生活条件仍差的科学家们一样，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生活的舒适问题撇在一边。在我看来他的确是“白专”── “白”是“一身洁白照人间”，“专”是“专心科研为国家”。

　　如果你有机会认识了解他，你会喜欢这样的人，他不会油腔滑调，弄虚作假，是一个说老实话的正直的人。我听到一位外国新闻工作者讲有关他在美国的故事：《纽约时报》派一个中国血统的记者去访问在普林斯顿的陈景润，这记者是用英文讲话，人们以为他不会中文。陪同景润的还有一位中国官员，景润用英文讲感谢许多人在促进中美科学文化交流的工作，也感谢普林斯顿研究所给他们提供这样好的生活条件，研究所的办公室这么大，一个人一间，住的房子这么大，在国内研究院的条件还是较差，六七个人要挤一间小办公室工作，四五个人要睡一间房间。这时在景润旁边的官员就打断景润的话，用中文说：“一个人一个房间。”要纠正他的讲话。

　　这官员可能传统思想较爱面子，认为“家丑不可外扬”，结果忘记了华国锋主席号召的：“说老实话，做老实人，要实事求是”想要景润讲不符合事实的话。

　　其实在外国，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生活物质条件是比外国低，外国人对中国科研工作者尊敬，是因为他们在那样物质条件差的情况下还能艰苦做出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有识之士不会讥笑中国人这方面的穷困，可是有些中国人为了爱面子却弄虚作假，难免给人瞧不起说是幼稚。

　　景润却是就事论事，没有修正他的讲话。而这时美国记者却用纯正的北京话讲话发问，不再用英文。那官员发现记者会讲会听中文，反而吓了一跳。

　　由于十多年中国科学受到干扰及许多科研工作停顿，目前中国的科技和外国的差距是很大。许多科学工作者也像景润那样争分夺秒工作，不只要把自己的业务做好，也要带领一些年青人做研究，栽培接班人，想方设法地把科技搞上去。

　　然而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对许多人的影响还是那么大，有些人“学而优则仕”、“仕而后特权”、“特权久而腐化”，而一些歪风的泛滥，对一些青年人更起着腐蚀的作用，景润不是埋头自已的数学世界，看不到这种现象，他担心地对一些青年说：“要做好科学研究工作，需要全心全意地去做，不要整天想到入党作官。一个人不能专心在科研上，他是很难取得成绩做出贡献的。这会对不起人民。”

　　我了解景润，而且喜欢他这个人。他可有一些缺点，由于长年专心于数论，他的知识面不广，可能做一些事在一些人看来是窝囊。他把数学当作生命，因此对其他生活小节就不注意，心不在焉，恍恍惚惚。我不希望喜欢“锦上添花”的人们宣传他的奇谈怪事，这对年青人是会起不良的影响的；也不要为了强调数学的应用价值，不符合事实地把他证明的“1＋2定理”硬说是已在尖端的物理上有应用，做不科学的宣传，这对要提高人民的认识水平，这对要建立国家的威望是无益而有害的。

　　景润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不是什么“科学怪人”，我记得在1979年初，据说是十年来普林斯顿最寒冷的一天去看他的，傍晚我和妻子要离开，景润想要送我们出研究所到市区搭车，我坚决拒绝，他要来回走这段漫长的雪路，又是这么冷，他的身体又不怎么好，万一冷坏生病不行。他看我坚持就只好陪我走一段 路，路两旁堆积白皑皑的雪堆，他想到了自己的国土，他说：“如果我们有这么大的雪是多么好！我们的农业将能得到更大的丰收，我们有许多地力还是很干旱，急需要水分。”

　　后来我乘“灰狗”快车，奔驰在广大的加拿大林海雪原上，看到窗外许多在严寒的北美雪地上伫立的松杉，我就像看到向我招手的景润；我想到他的过去、想到翻身后的景润不以自己过去所受的委屈而伸手要国家酬劳，这使我想起了一位曾遭迫害的正直的诗人的诗：“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我心潮澎湃，心有感触在车上写了这样的一首诗送给景润：“蜩蚯纷扰蛇鼠窜，寡廉宵小苟蝇钻；群妖盛气中宵舞，壮士断腕黔黎苦。同公吐哺撑天堕，中流砥柱挡汪澜，天公有情惊衰老，哀鸿遍野意沉消。苍天亦悲降霖雨，风卷阳霾露朝晖，自古疾风知劲草，尔今板荡识英雄。恩怨委屈俱忘怀，雄关漫道从头越，待到四化实现日，毋忘奠洒慰英魂。”

　　后来给他的信中，我对他在送我走时讲的话：“我们会开夜车苦干，而外国人会跳舞。”提出异议，这是不了解外国人，而且那样的讲话也不科学。

　　外国人有许多热爱工作的人，他们苦干的精神不输于中国人，但是他们却是懂得怎么样工作，怎么样休息，劳逸结合得好，结果效率反而增高。爱因斯坦懂得用拉小提琴，读小说，驾帆船来使自己疲倦的脑袋休息。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钱三强的老师，法国的原子弹之父) 工余后喜欢钓鱼沉思，并阅 读与他本行无关的社会政治文章。就拿美国著名的写二百多本科学普及读物，科学幻想小说的阿西莫夫博士(Asimov) 来说，他每天在打字机前工作十多小时，进行大量创作，但他还很喜欢阅读各种各样的书，而且有机会出去时他也喜欢参观旅行放松自己。

　　景润那种埋头苦干，像苦行僧那样的做法是不能使身体发挥更大的作用的，使生活多彩些，就能使精神更活泼，更能做出好成绩。

　　在法国期间，我有一次周末，把这个苦行僧景润和他的小苦行僧小丁拉出来进巴黎看“先贤祠”(Pantheon)，看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及她当穷学生时在图书馆读书的地方，带他们看 著名的“彭皮杜文化中心”让他们认识到法国是怎样尊重有功于人民的人和是怎样对普及文化提高人民知识水平的重视。刚好在“文化中心”那里展示了许多1979年法国摄影师拍摄的中国人民的生活的照片，景润很有趣地看。我指着一张1979年5月拍的在昆明公园男女青年跳舞的照片，笑着对他说：“景润你已经变成保守派，你的思想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他害羞的赶快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