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从图书馆借的书
──《阿Ｑ正传》

　　1972年我去意大利参加由北大西洋公约机构赞助意大利数学学会主办的《代数几何夏课》认识了参加的法国 L 教授。他听到我上完课后会回巴黎和 Grothendick 教授学数学，他邀我在回巴黎前来马赛看他并给一个演讲，他要介绍他的院长 B 教授给我认识。

　　B 教授是法国大数学家 J. Dieudonne 的第一个博士学生。而 Dieudonne 是和Grothendick 合写那著名的代数几何巨著“EGA”。

　　在马赛演讲后，B 教授请我晚餐并邀我到他的家给我看他的一本宝贝书，那是三十年代法国人翻译鲁迅(1881-1936)的《阿Ｑ正传》。

　　我那时不懂法文，不知译者是谁，只听B 教授说罗曼罗兰(Romain Roland) 非常喜欢鲁迅的这本小说。

　　我是很惊异《阿Ｑ正传》这么早就被介绍到法国。我就谈起这本书事实上是我第一本从图书馆借到的书。

　　我小学六年级时所住的马来亚南端的小山城的华侨小学有个小图书馆，以我当时的眼光，这是一个藏书很多的大图书馆。

　　图书馆在操场旁边，课休时我常在窗口探视里面玻璃橱装的书，但是却不开放。楼上是教师的办公室。有时替老师把作业簿拿到楼上，经过图书馆，我总是想什么时候才可以看里面的书。

　　有一天班主任说我们可以去图书馆借书。我真是高兴，当天下午在放学前，我排队去图书馆借第一本书。我不知道什么书好看，在卡片箱里一翻，是《阿Ｑ正传》，作者是鲁迅。不知鲁迅是谁，但书名有英文Ｑ字，应该是本好看的书，于是就借了这书。

　　还没有走开校门，我就翻开书来看。从学校到外祖母的家还有一段路。南洋下午的太阳是炎热，晒得柏油路都会冒烟，以往我是为了不要在烈日下走路，都是小跑回家，这一次却是慢慢的走，一面走一面看书，想看完第一章的“序”。

　　当然里面有许多字和词是不懂也不识，“文豪迭更斯”、“引车卖浆者流”、“地保”、“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是指谁呢？我连“门人”是什么也不知道。

　　虽然是这样我知道这是一本讲住在末庄的人叫阿Ｑ的故事。鲁迅不知道他是否姓赵，有一次赵太爷的儿子考中秀才，他喝酒昏了头说是赵太爷的本家，结果第二天便被赵太爷掴了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Ｑ真可怜，人被打了，还要给地保二百文酒钱。

　　我是比平日迟回家，四姨问我为什么这么迟，不敢讲看书慢慢走路，怕她发现书包有一本闲书，没收不让我看，只好说谎算术老师下课后解释我不懂的算术问题，所以迟了。四姨再问，现在懂不懂，我说还是不懂，四姨说，真是笨明天再去问。

　　其实她那里知道我这位算术老师好凶，我们都被他打到尿裤子，我那里敢下课后去问他问题。

　　晚上等好外曾祖父母的遗像点香点腊烛时，四姨和外祖母去卧室睡觉，我偷偷跑到供桌上，借那摇摆的烛光，继续看第二章和第三章。

　　在这里我见识到了阿Ｑ的精神胜利法。以后几天还模仿阿Ｑ的滑稽言行，“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模仿阿Ｑ歪着头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那时年纪还小，不知道鲁迅写小说的用意，欣赏别人欺侮阿Ｑ，阿Ｑ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只是觉得故事有趣。

　　《阿Ｑ正传》连载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后来收入《呐喊》里。

　　195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写道：

　　“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并不是凭空创造阿Ｑ这个人物。曾有人在北京问鲁迅的母亲：“在绍兴真有阿Ｑ这样的一个人吗？”

　　鲁迅母亲笑笑说：“在绍兴家乡是有一个叫阿桂的，但《阿Ｑ正传》里写的事不都是他。有些是别人的事，那是许多人的事拼凑起来的故事。”

　　1940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北平的《文学月刊》谈《关于阿Ｑ》：“阿Ｑ本来是阿桂拼音的缩写，照例拼音应该写桂作 Kuei，那么当作阿 K，但是作者因为Ｑ字样子好玩，好像有一条小辫，所以定为阿Ｑ，虽然声音稍有不对也不管了。”

　　苏联作家高尔基在《给青年作家》曾这么说：‘假如作家能够从二十个、五十个、或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劳动者等类的各种人中，各抽出最性格的阶层的特征，习惯，身姿，信仰，动作，语言等等，能够将他们再现及综合于一个商人、官吏、劳动者中的话，则作家可算由此创造了一个“典型”──而这也就是艺术了。’

　　因此鲁迅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他的时代的一个卑微的雇农，可是他身上具有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性格──喜欢自贱贱人及自欺欺人，在失败或处逆境时会安慰自己的“精神胜利法”，这就是鲁迅认为的“国民劣根性”。

　　阿Ｑ活生生的出现在众人面前，你我发现他有我们的影子。

　　在收集《阿Ｑ正传》的鲁迅第一本小说里集《呐喊》里，他在《自序》写道，他原来是在日本学医，可是有一天在课室看到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不错，中国的文化也有美丽的地方，但丑恶的地方实在太多，正像一个美人生了遍体的恶疮。若要遮她的面子，当然只好歌颂她的美丽，而讳隐她的疮。但我以为指出她的恶疮的人倒是真爱她的人，因为她可以因此自惭而急于求医。”(鲁迅与姚克的谈话)。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1925年《论睁了眼看》)。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鲁迅《忽然想到》)

　　鲁迅就是希望这个狡猾，愚蠢，奴性，落后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能消灭，一个完全新型的中国人能屹立在世界上。

　　胡适在1924年《申报》里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写道：“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Ｑ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鲁迅曾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说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正是从俄国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一个大发见(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现了火的可以照夜，煮东西。”

　　这第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也打开我的眼界，我从那《封神演义》，《隋唐演义》，《今古奇观》等章回小说的兴趣转移到另外一个写实现代中国的文学。

　　这是对我的思想的成长极有影响的书。

200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