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南大情结

政治人物暮年写回忆录已是潮流，在西方，单凭一本回忆录，可以捞得盆满钵满，下半世绝对无忧。

回忆录多少有“盖棺论定”的意味，写的人当然是凭个人见解，站在本身立场看问题或者月旦人物，观点立论是否正确，还得放在历史的天平上衡量。

回忆录通常是退修下台之后才动手写的。大权在握或者影响力还在时，不轻易下笔。政局千变万化，政治人物都要有所保留，否则白纸黑字，英名可能因此断送。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反其道而行，在还没有完全退出政坛，而且对政策的影响力还很大的时候出版回忆录，充分表现出他踌躇满志，要使回忆录成为思想指导的自信。

靠左翼力量上台的李光耀，1959年起，担任新加坡的最高领导人，经历加入马来西亚又被迫退出的惨痛教训，发愤图强，把新加坡建设成经济繁荣、人才荟萃的发展国家，挤身四小龙，今年还被美国评为排名第一的最有竞争力国。

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政府以廉洁有效率著称，他对贪污渎职深恶痛绝，但是，对印尼前总统苏哈多，却似乎有不同的标准。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韩咏梅在“人在现场”专栏中描绘了李光耀谈到苏哈多时流露出来的感性一面。她这么写道：

“他叙述了苏哈多如何在混乱而且可能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印尼局势中崛起，掌握了这个大国的政军大权，发展印尼经济，把国家带向成长”。

韩咏梅说李光耀气语气带有“藏不住的感慨”，为这位朋友感到“无奈和难过”。

苏哈多牢牢控制印尼32年，美丽富饶的印尼变成民不聊生。他贪污敛财，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和用人唯亲招致众怒，不得不在怨声载道中下台，而且被控法庭，面对后果。

李光耀对这样的政治人物感情丰富，对华社当年轰轰烈烈，凭本身力量和奋斗创建的南大，却是截然不同。

李光耀纯受英文教育，是西方传统文化薰陶和训练出来的精英，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以西方为准。参加政冶之后，为了要在华人社会立足，不得不接触中华文化。他曾被著名政论家李星可归类为二毛子，晚年目睹年轻一代失根而强调和重视儒家思想。不过无论他怎么努力，始终不能摆脱西方的烙印。他的南大情结，就是很好的例子。

李光耀在回忆录上集虽然谈到福建会馆的献地、陈六使的慷慨、盛大的落成典礼、南大精神等等，但语气近乎嘲笑，用词尖酸刻薄，完全没有给这间他一手扼杀的民族大学应有的定位。

8月29日，李光耀在办公室接受记者访问时，又发表了他对南大的观点。

他有意使关闭南大的课题边缘化。他说，这个课题“对南大毕业生是很重要的，但是从其他新加坡人的角度来看，就未必如此。”

他说：“从创校的那一年起，南大就无法达到它的目标，南大的创建者原本以为，东南亚的华人子弟会到新加坡的华文大学深造……，当南大毕业生无法找到最好的职业时，大学的发展就有了问题，多数家长决定把孩子送去英校和新大。”

陈六使先生当仁不让，以豪志凌云的大无畏气魄，肩负时代使命领导华社创建南大，功勋永在，不是李光耀可以抹杀的。南大使华校有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是炎黄子孙的光荣和骄傲。南大生对社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南大精神发挥的作用，肯定会影响几代人。

有使命感的南大生深切了解创校之不易，从来不因文凭不受承认与受歧视而埋怨所受的教育。1995年，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在云南园校址举行，同时纪念南大40周年，有一半校友回到校园同欢共庆，人数是破纪录的。

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的校友像南大生一样，离校之后还对母校那么眷恋和爱护。社会的评价，彰显了南大的价值和重要性。人为扼杀不但使南大校友心痛欲绝，也使千千万万热爱民族教育的人士失望，更辜负了所有曾经为南大出钱出力，义演、义踏、义唱、义赛、义画、义展、义卖、义载、义舞、义剪、义电、献薪……者的心血，怎能说这个课题只有南大毕业生才感到重要呢？

现在来说关闭南大是否必要和复办南大都是多余的。南大原本就有相当高比例的联邦生，被强迫改制后，诸多的条例和限制使大马独中生却步。英文至上和刻意矮化阻挠了南大的进展，一棵原本自生自灭，后来虽然得到一些照顾，却又被扭曲和限制成长的树，怎能与另一棵从小就被细心呵护，不断施肥除草的相比？

李光耀有两句与民族教育有关的名言，一是“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就不会关闭华校”；另一句是“如果失去南大精神，就会很麻烦”。这些话曾经使一些人产生幻想，认为李光耀心态已变，复办南大在望。事实却明确证明，对民族教育和南大的传统性偏见，依然故我。

新加坡的成就确立了李光耀的国际地位；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思维缜密和高瞻远瞩树立了他的形像。令人不解的是：睿智如李光耀，怎么对民族教育和南大的偏见数十年如一日，没有能够改变？这个结，为什么一直不能解？

(原文发表于2000年9月19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收录在许万忠著的评论集〈点到为止〉；马六甲南大校友会2001-6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