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讲真话，但是真话是金

　　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吴组缃（1908.4.5－1994.1.11）是北京大学教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他一生淡薄名利，从不搞阿谀吹捧那一套，他奉行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北大教授孙玉石称誉他：“他从不会因人而变，因事而变，因时而变。”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打成了“牛鬼蛇神”，妻子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有次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其他人都说：“文化革命就是好。”而他却说：“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他的话语惊四座，这老头真的不要活了，有些人脸露不快之色，关心他的安危的人着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

　　可是他执意固执地说这是他原始的感觉，他讲的是心里的话，最终也没有改口。他就像高尔基说:“知识分子是在每一分钟都在准备挺身而出的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真理的人。”

　　巴金在《随想录》写：‘回想起那些日子，那些学习会，我今天还感到不寒而栗。我明明觉得罩在我四周的网越收越小、越紧，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厉害。一方面想到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方面又存着幸免的心思，外表装得十分平静，好像自己没有问题，实际上内心空虚，甚至惶恐。背着人时我坐立不安，后悔不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惟恐连累家里的人。我终于在会上主动地检查了一九六二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的错误。我还说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这样讲过之后比较安心了，以为自己承认了错误，或者可以“过关”。谁知这次真是一网打尽，在劫难逃。姚文元抡起他所谓的“金棍子” 打下来。我出席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送走外宾后，参加作家协会的学习会，几张大字报就定了我的罪，没有什么根据就抄了我的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到我家里来对我训话。可笑的是我竟相信自己犯了滔天大罪，而且恭恭顺顺地当众自报罪行；可笑的是我也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享受它。但当时度日如年，哪有笑的心思？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失眠，做怪梦，游地狱；在“牛棚”里走路不敢抬头，整天忍气吞声，痛骂自己。

　　十年中间情况有一些变化，我的生活状况也有变化。一反一复，时松时紧。但学习、批判会却是不会少的。还有所谓“游斗”，好些人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只要得到我们单位的同意，别的单位都可以把我带去开会批斗。我起初很害怕给揪到新的单位去、颈项下面挂着牌子接受批判，我不愿意在生人面前出洋相。但是开了一次会，我听见的全是空话和假话，我的胆子自然而然地大了起来，我明白连讲话的人也不相信他们自己的话，何况听众？以后我也就不害怕了。用开会的形式推广空话、假话，不可能把什么人搞臭，只是扩大空话、假话的市场，鼓励人们互相欺骗。好像有个西方的什么宣传家说过：假话讲了多少次就成了真话。根据我国古代的传说，“曾参杀人”，听见第三个人来报信，连他母亲也相信了谣言。有人随意编造谎言，流传出去，后来传到自己耳边，他居然信以为真。’

　　‘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时期中我们染上了不少的坏习惯，“不讲真话”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谁敢说这是“坏习惯”？！人们理直气壮地打着“维护真理”的招牌贩卖谎言。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在街上，在单位里，在会场内，人们全戴着假面具，我也一样。

　　到“四人帮”下台以后，我实在憋不住了，在《随想》中我大喊：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我喊过了，我写过了两篇论“说真话”的文章。朋友们都鼓励我“说真话”。只有在这之后我才看出来：说真话并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难。我常常为此感到苦恼。有位朋友是有名的杂文家，他来信说：

　　对于自己过去信以为真的假话，我是不愿认账的，我劝你也不必为此折磨自己。至于有些违心之论，自己写时也很难过……我在回想，只怪我自己当时没有勇气，应当自劾。……今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再写这类文章呢？……我却不敢开支票。’

　　‘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巴金一个高龄和重病羸弱的老人，他的帕金森病右手拿着圆珠笔不听使唤，笔划不到纸上去，他得用左手去推右手，这样一笔一笔地写出了《随想录》。“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随想录》）看到他的《三论讲真话》说要讲真话， 我是充满敬意渗然泪下。1991年，首都一家报纸上公开发表署名文章，攻击老人晚年用生命来呼喊的“讲真话”口号，诬陷“真话”是“投向党和人民政权的石头、枪弹”。巴金面对诬陷说：“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这种感情。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

　　面对灾情不敢讲真话，不能讲真话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1958年“大跃进”中，放空炮，讲大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假吹牛，农业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粮，甚至12万斤粮食，其结果是废铁有300多万吨，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牛皮破灭了，神话破产了，给国计民生带来了惨重的危害。

　　柏杨在《酱缸震荡》说为什么在中国说谎成了美德：“中国是一个历史古老的国家，历经无数的灾难和折磨，就像一个命运坎坷的老人，不但老于世故，甚至老奸巨猾，加上中国人长期以来，从事专制政治和封建社会的侵蚀，深刻了解如何才可以保护自己，而传统的教育中，往往训练孩子尽心尽力学会察言观色，讨好长辈，并没有教导孩子们承时作人的人生态度，对别人则养成猜忌，对任何人都不相信，所以产生下列之类的勤勉格言：“话到口边留半句”“逢人只说三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

　　毛泽东先生出现，中国人有感于他是伟大的舵手兼救星，一不小心，忘了传统教育，向他口吐真言，结果是那么悲惨，毛泽东不但吞食自己的诺言，还把说谎当作歌颂的美德。在这种情形下，你教中国人怎么敢再讲真话。

　　2007年05月14日中国监察《要坚持做到讲真话》：‘讲真话，就要大兴实事求是之风，营造讲真话之“境”。古往今来，讲真话都是困难的。为什么难讲真话？不外乎存在讲真话得罪人、领导不高兴、弄不好还要倒霉等因素。总之，环境制约着讲真话。因此，讲真话离不开“纯净的空气”。培养讲真话的环境，领导干部要做出样子。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希望听到群众的真话，却又不能正确对待讲真话。敢不敢讲真话，是不是听得了真话，是考验一个人的素质、品质和立场的关键。一般情况下，“真话”都是“忠言”，但“忠言逆耳”，以致有些领导干部听到“真话”，就觉得不舒服，甚至感到不快。如果这种情绪被群众和下属觉察出来，为担心领导不高兴，群众和下属自然会把握说话的尺度，这无疑堵住了群众和下属讲真话的通道，“拒绝真话”的环境不知不觉地产生了。长此以往，“拍马屁”之风就必然会盛行。’

　　魏书生在2007年3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中国家长身上藏着十把刀》，说中国家长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使用这十把刀。使孩子天生纯真的品格一步步受到伤害。

　　他的第三刀是指“砍去诚实，种下说谎的种子。”

　　‘孩子一旦明白说谎就可以不挨揍，不挨骂，或者可以让皮肉之痛迟一些来临的时候，他就可能慢慢变成说谎专家。小孩子说谎都是被逼出来的。如果我们说实话可以得到实惠，那谁还愿意冒险去说谎呢？

　　小孩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明他已经发觉了大人是经常说谎的。我们给孩子的解释往往辩解说我们的谎言是“善意”的。但对孩子来讲，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罢，那都是谎言！’

　　救救我们的孩子！

200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