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2025年8月16日，新加坡老友联谊会在加冷办公大楼的一个单位，举办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彭杜生主持。

纪念会开始，全体肃立，面向荧幕上打出的“九一烈士碑”和“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向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和遇难同胞默哀。

默哀结束，主持人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在中国烧杀抢掠，激起了海外华人华侨的愤慨，先后成立了新加坡抗日组织：工界抗援会中华民族复兴、青年救国会、战地服务团、铜锣合唱团、琼侨回乡服务团、四·一流动宣传队、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等。这些抗日组织，在新加坡开展义卖、卖花、捐献、宣传等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各项活动，得到各阶层群众的热烈反应，促进了民族觉醒。

新加坡华人华侨在各个抗日组织的领导下，作出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无私贡献。据统计，1939年，整个国民政府的国防经费是18亿元，海外侨胞汇回国内的款项就有11亿元。南洋华侨汇款3.6亿多元，捐献飞机数百架，汽车上千辆，医药用品不计其数以及无数衣物、布匹、器材药品等。

其中，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在马来亚、泰国、新加坡等地召集了三千二百多名华侨（其中马来人十八名，印度人五十四名）分9批回国抗日，占滇缅公路机工一半以上。一千零二十八名在公路上牺牲，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人。抗战胜利后一千一百二十六名返回南洋。南侨机工第十一大队倪鸿声写了一首诗：“海外归来志未酬，风尘仆仆群山头。轮盘日夜无停息，不复山河誓不休！”诗篇表现了南侨机工共赴国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纪念会主持人介绍了日寇于1941年12月7日在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峇鲁登陆。1941年1月31日会师柔佛新山。2月7日进攻新加坡。2月9日，日军两路强渡柔佛海峡。14日占领新加坡水库。

经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筹备，1942年1月1日正式组建星华义勇军，约4千人。英国殖民当局委任达理上校为司令官，共产党员林江石为民众武装部主任，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党员胡铁君为副主任。

由于英殖民主义者的无能，毫无抵抗意志，又惧怕共产党人力量的壮大，军训仅三天的星华义勇军即投入战斗抢救丹戎巴葛货仓，在柔佛海峡阻止日军以橡胶汽艇登陆，在巴西班让、武吉知马、裕廊等地与入侵的日军展开浴血战，伤亡惨重。

与星华义勇军成立的同一天，1942年1月1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建立，分8个独立队，1万3千多人，加上各州的后备队、抗日自卫队等群众武装，成员达5万多人。其中第一独立队——雪兰莪（总兵力850人），第二独立队——森美兰（总兵力600余人），第三独立队——柔佛北部（总兵力约1500余人），第四独立队——柔佛南部（总兵力1300余人）。

1942年2月13日，新加坡已经危在旦夕，达理上校宣布解散星华义勇军。427名义勇军转入地下，后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1独立队 。

新加坡沦陷后义勇军的命运悲惨，有的被捕入狱遭杀害，有的四处匿藏，逃过浩劫，有的逃到马来半岛参加马来亚抗日军。

星华义勇军解散仅两天，15日英军白思华率8万守军向日本陆军第25兵团司令官山下奉文投降。日军攻占新加坡只费时15天，共约13万印度、澳洲和英国士兵成为战俘。

新加坡沦陷后，日本人成立了南洋华侨协会，要七十多岁的林文庆博士担任会长，并要他以协会的名义勒索南洋华侨交出五千万元俸纳金，新加坡要负责一千万元。新加坡当时的人口80万人，华人不超过60万。

1942年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风侵肌，华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审查。仅仅几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挤死，闷死。日寇在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杀害。有些人被日军捆绑到海边，惨遭重机枪扫射。到后来为了节约子弹，日寇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推到海里用机关枪扫射。有的令其掘坑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约10万余华人被屠杀。

日寇发令者是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指挥者是第25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执行者是第九旅团团长河村参郎少将。

在日寇血腥的统治下，牺牲的新加坡地区干部有马共中委，雪兰莪地委书记，星洲市委书记林江石，马共中央常委李雪峰（白衣、原名李良）、蔡克明、黄诚，马共中央委员林亚当（原名金惠余），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锺步青，中央委员，星洲市委邱俊杰，中央特派员刘文男，星洲市委李秋萍，星洲市委书记王小黑、张锦章、马旺，星洲市委会委员林如潮星洲市委候补委员陈林，星洲市委林璧，马共干部叶水环（女），马共党员陈昌炽、林义平、梁亚宝（女），《自由报》钢板手陈秀郎，《南洋商报》助理编辑叶金钟，《自由报》工作人员亚芳，铜锣合唱团黃志盛、李承，铜锣合唱团指挥叶立天，马共高干张克夫，王小黑夫人杨秋容，《解放报》《自由报》钢板手陈秀郎、陈亚明，全马学抗常委会，青训班学员老肖、杨起腾、杨水益，学联干部张锦雄，交通员阿芳，《先锋报》《解放报》钢板手陈修榔，星洲党市委员会领导下的少数重要工运干部苏德国，新加坡建筑、树胶、松香、万金油厂等女工领导江渊（女），马共党员，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宣传部领导成员王维东，新加坡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团长陈琴，新加坡培道学校任校长郑鼎新，半月刊《晚灯》和《新闻》创办人若儒等约42人。

一贯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和马来亚统治集团都宣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华人队伍，事实是马来人也参加到抗日行列。拉昔·迈丁、阿都拉·西·迪 、阿布·沙玛、布哈努丁、伊布拉欣·莫哈默、阿都拉·苏丁、珊西娅·法姬等马来领袖领导组织马来族群众参加抗日斗争。阿都拉•西·迪把警团改组为抗日民兵。这些民兵中有一些被选为抗日军后备队队员，有些则进入抗日军部队。阿都拉·西·迪还带领当地马青盟干部和群众建立抗日组织，把甘榜的自警团改编为抗日民兵，保护当地群众，维护地方治安，同时建立人民抗日同盟，设立甘榜人民法庭，调解和处理群众的纠纷案，在马来群众中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了抗日军后备队。同时，建立了妇女会，马来妇女对支持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阿都拉•西·迪的姐姐卡玛利雅是妇女会的一个积极分子，在抗日统战工作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在一批民族工作者深入各部落原住民进行宣传，各地森林土著民族对抗日部队的大力支持，最后以歃血为盟的形式，将联合抗日的关系固定下来。

在介绍抗日军的同时，特别要提起被马共书记莱特出卖的“九一事件”。

1942年9月1日，在离开吉隆坡九英里的石山脚农村里，马共党中央召开第八次中央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约40人，警卫员7人。所有武器只有一挺轻机、三支来福枪、二支手枪，有的只带手榴弹。日寇从全马各地调集了二千余精锐兵力围攻。中委小忠（李振忠），一独党代表许庆彪，三独党代表陈书，四独党代表朱佬（朱日光），四独正队长阿福（余洪），五独党代表张浪平（徐升），柔南地委代表小康（钟振康），吉打地委代表陈炳宏，槟城市委代表文燕，大会警卫队长(即一独模范中队队长)亚燕，警卫员黄光、彭友、保伦、小林、刘友，服务员刘三耐、刘琨、张观凤 (女)壮烈牺牲，二十余人突围脱险。

1949年6月，马共中央规定“九一”为“革命烈士节”，策励全体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及广大人民的反英斗争热情、学习“九一”烈士和无数先烈的榜样，从而忘我地、英勇地为争取反英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战斗，在任何不利和绝望的处境下，宁死不屈，坚持战斗到底，随时随地准备牺牲。

日寇不仅杀害新加坡人，1942年5月5日在马来亚成立了超过800人的代号 9420 的细菌战部队，其总部设在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院，对外称南方防疫给水部队，并且在柔佛州淡杯镇精神病院设立研究部门，秘密培养细菌，研究鼠疫和跳蚤，也研究疟疾和疟蚊。

在欧洲战场，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投降。1945年4月27日，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俘虏就地处决。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在临死之前，他将自己的新婚妻子爱娃也杀死。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

1945年8月间，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零时刚过，苏联百万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70万关东军发起了全线总进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接受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

从日寇侵占中国东北开始，战争范围从亚洲到欧洲，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先后有61个国家参战，84个国家和地区和约20亿的人口被卷入战争（占当时世界总人口80%以上）。其中，苏联和中国人民牺牲惨重，前者牺牲估计超过2600万，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0%，后者根据一些统计，中国的总伤亡人数（包括死亡和受伤）为3500万人。

在战争罪行下，日寇被起诉战犯总数（甲、乙、丙）约5600–6000人。甲级战犯28人，7人绞刑。乙级战犯被起诉约5600人，被定罪约4400人，被处死人数约930人。无期徒刑16人，病死1人，精神失常1人，其他1950年代被释放。逃脱审判、未定罪、获豁免约2000–2500人。

在新加坡被审判的战犯被起诉约300人（包括新马战区），被处死约80–90人，被判刑（非死刑）约 150人。

最后，主持人总结纪念抗战胜利的意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情怀。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坚定历史认知，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的尊重，更是面向未来的庄严宣示。只有牢记过去，才能开创更加和平、繁荣的明天。

介绍结束后，播放欧洲和中国、马来亚的抗日歌曲。

纪念会历时4小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