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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事件”的背后

── 陈国相 ──


(作者按语:旨在从我个人的角度,解析北京联欢会座谈会讨论《“复办南大”可行性调查报告》有否达到“共识”的《“共识事件”的背后》一文,于2009年中完成初稿,后来曾传给一些朋友提意见。一组意见认为傅文义信口开河,随意伤人的做法必须彻底揭穿,另一部份则认为此君已停止胡闹好久,过去的事无需再提了,反正《“复办”报告》已获得公开支持。我本来也接受后者的看法,可是不知傅文义是本性难移,或是要有始有终地当“有原则的人”,他又来胡说,制造混乱,并在校友间进行挑拨离间,将他原先称赞为“一份极好的报告”的《“复办”报告》,故意加以曲解(见傅文义,《“支持华文学院升格为大学”与“复办南大”是两回事》,2009-07-13)。他的基本态度是《“复办”报告》不仅一文不值,我根本就不该将它提出来,跟他在北京联欢会座谈会上抢镜头。所以我曾在7月间决定,还是把本来想说的话发表了,作为我给他的最后回答。之后又发现,傅文义已将他用来激烈攻击“共识事件”的个人网站,突然静悄悄地关闭,我当时错误地将这情况视为,对“共识事件”的争论的结束,因此决定不将文章发表。今天没有料到,在针对南大校友,就李光耀的污蔑母校的言论,表示愤怒而做出他个人反应的时候,南笛却在他的《都如一局棋枰》(2010-02-16)的文中,毫无根据地说出以下的话:“我查怡保联欢会的网站,并没有决定要在联欢会共襄义举,依我看,这又是2008年北京联欢会的重演,到时会准备逼宫以达到目的,以获得‘共识’的虚名而已。”怡保联欢会筹委会有没有注意到,多伦多南大校友会在两周前发表的声明,有没有时间开会讨论多伦多南大校友会所作的建议,有没有决定立刻将讨论所达到的结论,登载于联欢会的网站,完全是联欢会筹委会内部的事,南笛把近时尚未经过修订的联欢会网站内容,当成联欢会筹委会的最新决定,是否心急了些?这就让我想起傅文义的喜欢鲁莽地乱放枪的习惯。他指有人“准备逼宫……以获得‘共识’”,更是像傅文义的那套胡说。不管这是否是同一个人在说话(文笔和文风完全相似),我必须有所反应,先将《“共识事件”的背后》一文发表。

最近,非梦君在南大站发表了四篇牵涉到“复办南大”的文章。这四篇文章是:(一)《梦想美梦》(2009-02-26,简称“一文”),(二)《北京联欢会的“共识”报告》(2009-03-05,简称“二文”),(三)《〈复办南洋大学可行性调查报告〉读后》(2009-03-21,简称“三文”)及(四)《北京联欢会的“共识”报告,答一读者》(2009-04-06,简称“四文”),我感谢非梦君对“复办南大”课题的关心。他抱着讨论问题的态度和我商榷,我欢迎,而且很高兴和他进行这种交流。

北京联欢会座谈会讨论《“复办南大”可行性调查报告》(简称《“复办”报告》),有否达到“共识”,见仁见智,本不是一个值得花费精神去争论的问题。有“共识”的话,也不需要每个校友都参与它的执行;没有“共识”,《“复办”报告》的讨论仍旧可以继续进行。在下文,我也会说明为何我本来就不指望《“复办”报告》在座谈会上获得“共识”。

“困惑”

我曾听说有人对“共识”的问题,发表了很片面的言论,不过那是在自家屋里的鼓噪,我没必要去理它。可是非梦君在“二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座谈会总结报告》没有恰当地反映真实的情况,更何况许多校友未尽洞悉的玄机”。他在“四文”中解析这话时说:“显然,没有恰当地反映座谈会的真实情况,在场者会有所疑惑,不在场者会有所误解。……注6引述4篇文章……提起的是是非非,更是增加校友对《可行性调查报告》(指《“复办”报告》)座谈会的困惑。”为了帮助校友们消除这“困惑”,为了不让《“复办”报告》的讨论因此而脱轨,我想对这“共识事件”,从我个人的视角,做个解析。

非梦君在“二文”中引用傅文义的话,“暴露”筹委会名誉主席丹斯里刘贤镇曾“担心他(陈国相)利用联欢会讨论的名义到处讲话”》【注2】。难怪,筹委会一开始工作,就决定不让我在北京联欢会上提出《“复办”报告》。筹委会名誉主席,凭什么“担心他(陈国相)利用联欢会讨论的名义到处讲话”?当时我尚未写成《“复办”报告》,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将有什么话好说,怎么会想到要“到处讲话”?更遑论“利用联欢会讨论的名义”这么做?其实,假若《“复办”报告》在座谈会上被接受而成为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史上的一次创举,身为筹委会名誉主席,他理应感到光荣和庆幸,并且在心理上准备鼓励我“利用联欢会讨论的名义到处讲话”才是。他却“担心他(陈国相)利用联欢会讨论的名义到处讲话”,可见他害怕《“复办”报告》在座谈会上被接受。或者,他果然能事先臆测到尚未写成的《“复办”报告》毫无价值,他完全可放心让座谈会讨论它,让在场的校友用更实际的“复校”途径来否定和取代它。这位我或者有握过手但未曾和他正式交谈过的筹委会名誉主席,为何要压制“复办南大”的讨论?这只是一种深沉的个人喜恶或成见吗?

但是傅文义也不该把不准我提出《“复办”报告》的责任全部推给筹委会名誉主席身上。傅文义本人早在筹委会成立之前,就向我表示过,他绝不会给我提呈《“复办”报告》的机会。我在墨尔本联欢会的筹备过程中,曾经向当时的筹委会主席陈定校友远表示我反对担任联欢会网站主编的傅文义,将网站当着自己的博客,擅自发表个人意见,攻击那些不同意邀请徐冠林教授以“南大”校长的身分在开幕礼上致词的校友。我的做法可能是他不继续当主编,并发誓不去墨尔本参加联欢会的原因之一。总之,我因此而“得罪”了傅文义。可是为了争取汶莱校友会主办第11届联欢会,傅文义还是去了墨尔本。 在墨尔本联欢会的校友会代表联席会议上,不知是因为我讲了一句许万忠校友认为是很有“杀伤力”的话(见许万忠《应是检讨的时候了》,2007-03-06),傅文义终于成功获得会议授权汶莱校友会主办第11届联欢会,让他高兴到那一整天都跟随着我,要请我吃饭,给我做专访。我满以为我的那一句表明我对傅文义没有成见的实话,可以为我“赎罪”了。谁知道,在联欢会结束后不久,或许我的“帮忙”的“药效”已过,未能“治好”我原先造成他个人的“伤痛”,他就在一件电邮内向我表示,"it is pay back time" (是还债的时候了),要开始对我个人进行报复了。真没想到,筹委会负责人会把母校和校友联欢的公事,当着个人的私事来处理。

我不指望座谈会达到“共识”

所以说,第11届联欢会筹委会与傅文义本人本来就根据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原因,要把我拒之门外,不愿意讨论《“复办”报告》。后来,虽然按傅文义所说,“(2008)6月21日筹委会内部发生问题,29日马来西亚6位筹委议决并通知陈国相,10月17日下午2时至5时设座谈会”(非梦君“二文”)【注1】 ,却又用多种手段,如不为代表联欢会主题的座谈会做宣传,大量占用座谈会讨论时间,不设法利用联欢会空余时间继续举行座谈会,防止讨论达到“共识”(见陈国相《〈“复办南大”可行性调查报告〉怎样了?》,2009-02-08)。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共识”是不实际的。

我原来的想法是利用两天的时间,深入讨论“复校”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并争取得到出席校友的全力支持(见陈国相《校友齐心,复办南大》,2007-02-08)。但是,当我在2008年初要求筹委会将《“复办”报告》列入联欢会议程碰了暗礁之后,就感到寻“共识”是无望的。对我个人有深沉成见或私仇的人,连讨论“复办”都要阻止,那还会让支持“复办”的意见获得“共识”!我不再求“共识”,只满足于《“复办”报告》能正式被提出,让各地校友根据他们各自的情况慢慢研究,逐步接受,分区耕耘,实现梦想。就是说,筹委会的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在《“复办”报告》中所提的具体建议,加强我把兴建单一所学校来实现“复办南大”的想法,通过“遍地开花”的新构思,“化整为零”,把“共识”问题交由各地校友分头处理。或者可以说,筹委会的阻挠,却产生“云朵边缘的白光”(the cloud' silver lining)的效果,为我达到“遍地开花”的新构思,助了一臂之力。为此,按理我应该感谢傅文义和筹委会!当然,我也得感谢筹委会最终让我提出《“复办”报告》,尽管我只有十分钟的讲话时间。

所以对我来说,求“共识”的问题,在座谈会上已经不是一个需要争取和解决的问题。其实,在那种受抵制的情况下,即使能潦草地达到“共识”,这种“共识” 也是不容易执行的。因此,我高度认同多伦多南洋大学校友会执委会对这问题,所表达的务实的看法(见《多伦多南大校友会执委会赞同复办南大的“新构想与新方向”》,2009-03-27)。《“复办”报告》有没有在北京联欢会的座谈会上,获得“共识”,并不重要,没有必要花精神去争论。負责任和积极的态度是考虑费了精力和时间编写而且已经摆在眼前的报告有无可取之处?可取则如何去执行?不可取又怎样?

“造成取得联欢会 mandate 的假象”

现在傅文义既忽视《“复办”报告》最终能对我们十多年来只空喊“复校”口号,没有行动的尴尬局面,提出一条可行的出路,却特意避开一个重要事实,即在交流会上的全部发言者,皆支持“遍地开花”的新构思,(他当时坐在主持人的身边,麦克风就在面前,完全可以发表他个人的不同意见,也可以代表托他提问的人讲话,但是却一言不发)更吹毛求疵,指讨论没有达到“共识”。按非梦君在“二文”所引,傅文义又胡说道,“此君(陈国相)在联欢会交流会过后利用交流会的名义,在外面讲东讲西,造成取得联欢会 mandate 的假象,这是2008年3月26日会议由丹斯里刘贤镇校友提出表示担心的地方,不幸而言中”【注2】。是的,我在北京曾经和许多校友谈过《“复办”报告》,其中大部分的校友是主动向前和我交谈的,可是傅文义从何听来我“利用交流会的名义”来进行交流?我怎样“造成取得联欢会 mandate 的假象”?很明显的,傅文义既然借了别人的口,毫无根据地指我计划这样那样在先,他就不得不信口开河地下结论,说我“不幸而言中”了。

我还可以透露,我在另外两篇文章里提到我曾在交流会后参加了一个小组会议,(见《〈“复办南大”可行性调查报告〉怎样了?》,2009-02-08 和《〈多伦多南大校友会执委会声明〉读后》,2009-04-21),那是受陈松沾校友之邀,在傅文义北京饭店的私人套房内举行的。它旨在研究如何执行“遍地开花”的新构思。当时,傅文义不但没有指责我“利用交流会的名义,在外面讲东讲西,造成取得联欢会 mandate 的假象”,还支持那个小组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即让参与该会议的,在某华文学院任董事的校友把海外校友协助学院的意愿,带回去考虑,之后给小组答复。当时使我感到有些“困惑”的是,虽然傅文义既 不利用那个机会向我提出他自称为别人托他问我的问题,也同意了“遍地开花”的构思所主张的,协助三华文学院提高学术素质,争取升格为大学,他却对我伪装“效忠南大”,坚持南大校友,更应该在马来西亚复办一所新南洋大学,而不是帮别人办大学。据说,傅文义最近又改变了口气,他既不看好三所学院能升格为大学,也不再主张马来西亚需要新办一所南洋大学,因为拉曼大学已开设了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中文系。

遐想

我曾经认定傅文义是一条变色龙【注3】,但不久前突然间收到一名曾经和他很要好的校友转来的,本应该存放在保险箱里面的电邮来往副本。那是傅文义与某“复名”主将在2004年9月下旬的电邮来往副本。令我吃惊是在两人互相恭维之后,主将还大力称赞傅文义为 "a man of principle"(有原则的人)。从那时起,我便对傅文义的来路,产生了广阔的遐想空间。一时冲上来的疑问,实在太多了,以下只是其中一部分:(1)在“复名”主将的眼里,哪些在“复办”阵营里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有原则的人”?是口号和行动都一致的,还是不断在阵营内制造混乱的?(2)他是为了给自己做秀而信口雌黄地骂人,挖人墙脚,抢镜头伪装“效忠南大”,还是有更“光荣”的任务?(3)他为什么在2002年沙巴联欢会时公开地把主张邀请理大校长为座上宾的校友骂得那么不留情,却又在毫无交待的情况下,改变立场,极力向2004年12月的槟城联欢会的筹委会游说,要它邀请徐冠林教授代表“南大”讲话?(4)他为什么那么卖力地滥用墨尔本联欢会筹委会网站主编的职权,坚持徐冠林教授必须受邀发言?(5)为何当我在南大站发表了《“复办”报告》之后不久,他竟不理在这之前自己曾激烈反对我提呈报告,却来电邮称赞报告是 "an excellent report"(一份极好的报告),并主动建议由他来帮我安排在座谈会前举行一个由各地校友会负责人参加的小组会议,为座谈会讨论的顺利进行铺路,但是后来却鸦雀无声,是否因为受了某主子的反对而放弃自己的想法?

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年来,在处理母校的问题上,我们所面对的实际情况,比我们的单纯的脑袋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有一位“精明”的“杰出校友”就曾讥笑说,我们这些一心要维护母校声誉的“笨蛋”,连被人家“拉着鼻子走”都一点也没有察觉出来。

不过,很遗憾,既然非梦君提到了“校友对《(‘复办南洋大学’)可行性调查报告》座谈会的困惑”,却还说,“只用20分钟作简单介绍和交流发言,不经过仔细讨论,就定出‘共识’,想是主持人和主讲者的‘共识’”。这话是说得过分了,对我不公平。非梦君没有考虑到求“共识”已经不再是我当时的目的,而且在交流会上,虽然有两个课题,但是台下参加讨论的四人,只提到其中的一个课题,即《“复办”报告》的“遍地开花”的新构思,而且都是支持这个建议的。主持人或许在主观上认为有“共识”,但是说,“想是主持人和主讲者的‘共识’”,就有些欠妥,冤枉人了,因为这话可能引起校友对我个人产生误会,以为我企图合伙主持人,将我的未获广泛讨论的意见,偷偷摸摸地宣布为座谈会的结论。我希望非梦君修改或收回这句话。

我要郑重声明,我虽曾在《“复办”报告》公开发表前邀请十多名关注复校问题的校友,对《“复办”报告》的初稿,私下向我发表个人意见,但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交流会应如何进行,须达到怎样的结果,和应如何掌握使交流会能获得预期的结果。我始终的态度是,《“复办”报告》由我提出,我有责任为它辩护,但讨论结果我不可以左右,也无能力左右,因为“复办”不是我个人,而是大家的事,应由大家来进行民主磋商后决定。我也没有从任何方面参与孙勇南校友的《座谈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我是在《座谈会报告》在筹委会的网站上出现后才初次读到的,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向孙勇南校友或筹委会就报告做过任何表态。

不要再提“共识”

我可以理解为何《座谈会报告》利用“共识”的字眼。写报告的人其实只负责主持座谈会的第二段,即交流会,这会议议程包括两个课题,即“网上南大”和《“复办”报告》。两个主讲人说完之后,台下有四个人发言,都是支持《“复办”报告》的“遍地开花”构思的。加上座谈会的第一段的两个课题,即“马来西亚的华小所面对的困难”,和“大专学院争取升格为大学”,其主讲者的分析与主张,基本上是吻合《“复办”报告》的思路的。任何稍微有心看到讨论有个积极的结果,让会上的意见能够付诸执行的人,都有可能用“共识”来作为两段座谈会的总结。老实说,儘管我们主张“共识”必须通过深入的讨论才能取得,有不少类似的讨论会上,只要在主讲人之间有了大体上共同的看法(有时这种共同看法甚至是在会前就安排好的),没有经过在会上的一番讨论,就称为“共识”。当然,这样的“共识”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怎样的问题,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神去处理,就很难说了。

很显然的,本来就反对讨论《“复办”报告》的人不但不会接受这样的解析,反而要利用由他们亲手制造的,不可能达到“共识”的局面来炒作,制造一种不是他们,而是别人阴谋将未被接纳的意见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印象。

我感谢非梦君指出“共识事件”可能使校友间有“困惑”,好让我能加以澄清。为了不被戏弄,避免上当,防止《“复办”报告》的讨论被绑架,今后我们还是不要再提“共识”好。请各地校友继续对已经发表并被转载的《“复办”报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估,并根据他们的结论来决定它的取舍。我有义务继续参与对《“复办”报告》的讨论,但没有权利拒绝经过慎重考虑后的民主决定。

【注1】:指北京联欢会座谈会/交流会主持人孙勇南向筹委会所作的报告。
【注2】:非梦君只提所引用文章的标题,没有交待它登载于何处。
【注3】:另有人将他比喻为脱衣舞娘:“某博士在复名复办、南大理大的立场,朝秦暮楚,就像脱衣舞娘一样,一个晚上的演出,更换几十条外套内裤。”(见游黎《各自表述,互不侵犯》,20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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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9日首版 Created on February 19, 2010
2010年2月19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February 19, 2010